当前位置:首页 > 新闻

奔向光明

高沂

2021-07-02 来源:离退休局

  高沂,男,汉族,山东沂水人,1914年12月出生,1938年2月参加革命,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干部(享受正部长级待遇),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延安青年剧院党支部书记,解放战争时期曾任东北行政委员会研究局研究员,离休前曾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进逼,封建统治日益腐败,祖国山河破碎、战乱不已,亿万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那时,中华民族被称为“东亚病夫”,可谓“一盘散沙”。100年前,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人民有了主心骨,踏上了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光明道路,开启了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壮丽征程。我们这一代人,有幸生在那个救亡图存的历史时代,参与并见证了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

  延安追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当时我正在山东跟着国民党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的部队,担任补充一团二营十连少尉副连长。部队从10月开拔,徒步行军、辗转多日,却从山东退入河南,离抗日前线越来越远。当时我很不理解,经常在士兵中鼓动,我们这些山东兵应该打回老家去。到了冬天,蒋介石以不抵抗为名杀了韩复榘。对于韩复榘被杀这件事,我们一方面认为他在日军侵入山东时一枪不放、节节后退,确实该杀。另一方面也对蒋介石铲除异己、消灭杂牌军的手段深感不满。

  国民党中央军为了排除异己,在杀了韩复榘之后,妄图“吃掉”我们这个团。为了避开中央军的堵截,我们急行军撤向山东,到成武进行整编,由团扩编成旅。我们一些志趣相投的青年军官常常聚在一起聊天,话题自然是抗战的形势和我们自己的前途。我们对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节节失利感到失望,对杂牌军也失掉了信心。而此时,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是唯一令人振奋的好消息,犹如黑暗里的一道曙光。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战胜日本的希望所在。我们要到延安去!

  如何去延安?一些人主张干脆活动一批人,带着武器出走。我和好朋友张维寅则认为,这样做等于公开哗变,无论是山东地方部队还是中央军都不能容许。再说从山东到延安,要经过大片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危险性很大,很难成功。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之时,张维寅告诉我,他以前曾经加入共产党,他与我秘密商定,以去武汉继续上学为名,请假出走。

  一天晚饭后,我俩找到了旅长的住处。旅长叫王文斌,河南人,说话很慢,不像是行伍出身的人。我们按准备好的“台词”,向他表达了想去武汉上大学的愿望,边说边在心里打鼓。没想到等我们说完,他便向我们提了一个意料之外的问题:“抗战时期,你们到武汉能学到什么呢?”他接着说:“抗战期间,需要更多的青年学到打仗的本事,参加战争。我劝你们到延安去。那里有八路军办的一些学校。”他还意味深长地说:“打日本,看来光靠蒋先生是不行的。”

  听了他的话,我们十分高兴,表示愿意按他的指示到延安去。他告诉我们,他早先也参加过共产党,只是后来失去了联系。他嘱咐我们:“你们到延安后,要和我保持联系,并请那边派些人来我们这里工作。”他还让副官给我们100元法币作为路费,并嘱咐我们路上要脱下军装,改穿便衣。

  同旅长告别后,我们俩迅速找了两套山东公务员的制服,换下了军装。我的小包里仅有一双布鞋和两件衬衣,夹在胳肢窝里就上路了。张维寅临行前搞到了一床棉被,这成了我们两人一路上唯一的铺盖。我俩先徒步到达河南柳河,然后乘火车西行,经开封、郑州、洛阳、潼关到达西安。因为囊中羞涩,一路上我们也不买票,有车就上,查票的来了就下车,下趟车来了再挤上去。一路走走停停,平板车、闷罐车、煤车,各种车都坐过,真是“急不择车”了。

  到西安后,我们秘密寻找八路军办事处,经过三天,最后才从一个洋车夫那里问到了办事处的地址在西安七贤庄。在办事处接待我们的是一位身着八路军制服的青年,他听了我们要去延安学习的愿望后说:“现在去延安的人很多,延安已经容纳不下了。”他建议我们先去对外公开名义是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青年干部训练班的安吴堡青训班学习。他特别指出,青训班也是共产党、八路军办的学校。我们当即表示愿意去安吴堡。第二天,我和张维寅揣着介绍信离开西安,直奔九十多里外的安吴堡。

  1938年2月8日,是我们到达安吴堡的日子。这一天,我终于站到了生命的新起点上,从这一天开始,我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党和革命事业,找到了我人生最终的归宿。

  安吴堡熔铸

  安吴堡青训班实际是1937年10月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举办的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青训班举办初期设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办的三原县斗口镇农场内,后迁至云阳镇八路军115师留守处所在地。由于规模不断扩大,从第四期起迁至泾阳县安吴堡,时称安吴堡青训班。那时大量的革命青年从沦陷区或大后方奔向延安,而安吴堡离西安较近,方便接收、安排他们。

  青训班的鼎盛时期大约是1938年至1939年。我参加的是1938年的第5期,时间是2个月。那时全班编成10个队,每队百余人,主要按经历和学历编队。除了常见的学生队外,还有职工队、农民队、妇女队、少年儿童队、佛教队、艺术队等。我记得,当时还有不少山西五台山来的和尚组织了一个和尚队。这也体现了各行各业青年的抗日革命热情。青训班里,领导和学员们同吃同住,除了在开会、列队时的位置不同外,在生活上、穿着上根本看不出差别。同志之间团结友爱,有困难一定会得到帮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抗大“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校训也完整地体现在每个人的实际行动中。带着各种习惯和不同思想的青年们,很快地融合在这个集体中。

  青训班按照抗大的模式进行教育,从学习内容到学习方法,大家都觉得很新鲜,学习也都很刻苦。当时的作息安排很紧凑,无论是紧急集合还是清晨出操,大家总是在睡梦中一跃而起。一睁眼,只要有一个人带头唱歌,大家就都跟着一起唱。现在回想,那时是处于一种精神上的亢奋状态,每天无论干什么都不觉得疲乏,似乎找到了自己盼望已久的精神家园,学习训练都是全心全意地投入。

  青训班的学习内容主要包括政治课和军事课。政治课主要是对学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教育,辩证唯物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史、革命的三民主义、中共党史、统一战线以及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都是必修课。这些课都没有教材,主要是由老师讲授,学员听讲、记笔记。军事课主要由参加过长征的军事科干部讲述长征的著名战役,例如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过雪山草地等。既教授军事知识,也是生动具体的革命传统教育。

  青训班的军事训练也搞得有声有色。凡属军事科目都从实际出发,进行仿真演习。例如夜间演习,每期都要搞好几次。演习程序由上级布置,秘密下达给各连负责人,对学员严格保密。可能会突然宣布发现敌情,要求学员夜间紧急集合,马上转移,把队伍拉到外面后再根据程序进行一系列战斗演练。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多数人做得比较好,但也有人丢三落四,行李卷没捆好,只好抱着行李行军。演习结束后宣布解除敌情,经常在回去的路上看到一些学员的狼狈相,大家不禁发笑。演习既进行军事训练,也做群众工作。演习中我们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赢得群众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好感和尊重。

  记得1938年3月下旬至4月中旬,全班组织了为期半个月的野营大演习。整个青训班一千多人编成青年自卫团,红军时期的干部冯文彬同志任政委,参加过长征的军事科长李东潮同志任团长。全团编成两个营六个连,我们一大队队长李田夫任一营长,我任一营一连连长。这次演习几乎涉及全部军事科目,包括白天的遭遇战、攻防战、防空战,夜间的布哨、破袭战、夜间攻防等。虽然没使用真枪实弹,但要求逼真,每个人在每个科目都必须进入战斗角色。几乎每个日夜都有演习科目,睡眠时间很少,但大家都精神振奋,不觉疲劳。在一次遭遇战演习中,由于我指挥失误,导致全连“覆没”。在演习总结时,营长李田夫对我的指挥错误提出批评,作出处分:“‘枪毙’高沂一次”。这次“枪毙”让我终生难忘。

  从1937年10月到1940年初青训班撤回延安的两年半时间里,在安吴堡学习的青年约一万三千人。这些人是革命的火种,后来几乎撒遍全国各地。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战火洗礼和工作磨炼,其中很多人在新中国建立后成了各行业的领导骨干和专家学者。作为他们中的一员,我感到十分幸运。

  入党圆梦

  学员从青训班毕业时会领到一个毕业证书,有的会送去延安继续学习,有的留在青训班工作,有的则出去自谋职业。还有的人出去转了一圈又回来学习,我熟悉的谢芳春同志(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告诉我,他就是这样的。1938年5月,干部科通知我留在青训班工作,担任招待所所长。不久,张维寅被分配去外地工作,因为忙,行前没顾上去送他,从此失去联系,这是我的一件憾事。

  当时,根据中央放手发展新党员的指示精神,青训班对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也重视起来。那时党组织还是秘密的,党员之间不发生横向联系,吸收新党员也是个别吸收、单线联系。上党课都安排在晚上,接个别通知后,手腕缠上白布作为标识,按时到指定地点听党课。听党课的人挤在一间黑屋子里站着听课,相互看不见,只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讲课的同志在楼上,也不自报家门,只是通过楼梯口将声音传到楼下,听课的人在楼下除了听,只能看到楼上一点微弱的光亮。讲课结束后也是一个一个放行,依然是谁也不见谁。很久之后,我们才知道当时讲党课的人是总支书记史洛文同志。

  后来,我还参加了一次由十多个学员组成的党训班,这个班是在安吴堡外的一个村里秘密举办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新党员。我还记得一起学习的有李桂英同志,那时她还没有与胡乔木同志结婚,也未改名谷羽。再后来的一天,指导员孙庆恺找我谈话,他开门见山地问我,“你愿不愿意入党?”我回答说:“我够资格吗?”他说“我们认为你是够条件的”,并说了一些鼓励我的话。我向他表示,加入共产党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到青训班来就是寻找我的归宿,我知道我的觉悟还不够高,但愿意做一个真正合格的党员。

  一般来说,那时吸收新党员是十分慎重的。申请人必须是表现突出,历史清白,经得起审查和考验的。到青训班伊始,每个人都要写个人自传,这是接受审查的第一步。之前我在韩复榘手下工作过两年,工作部门还是高级侦探队。单从字面上看,“侦探”可以和特务画等号了,再加上“高级”,岂不等于大特务?所以,自传里有这几个字,恐怕一时很难得到组织的信任。幸好,我的大队长李田夫曾在济南读书,他的一个同学也曾在高级侦探队工作,他对这个侦探队有了解,知道这个侦探队虽是韩复榘创办,但主要是招收青年学生,培训后也都是在山东各地负责监督政府官员,检举贪官污吏。他不仅为我作证,还愿意做我的入党介绍人。正是因为李田夫同志在关键时刻的帮助,我才能很快得到组织信任,并被留在青训班工作。

  我是1938年5月18日入党的。入党宣誓仪式是为我一个人单独举行的。那时党员和组织间都是单线联系,我按时来到指定的秘密地点,我的入党介绍人李田夫、孙庆恺两人都未出面,由史洛文同志带领我做了入党宣誓。我记得我的誓词里有“坚定地相信马列主义”“遵守纪律”“革命到底,永不叛党”等这些话。现在回想起来,我进入青训班学习又留下工作,并加入党组织,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折。至此,我的人生奔向光明,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沧海横流,天地翻覆。我如今已至期颐之年,像是长跑将要到达终点的人。对我来说,自己的每一次生日都是可贵的,而党的每一个生日则更加可贵。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伟大时刻,我衷心地祝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我无比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的党一定能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责任编辑:曹建)

版权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中文域名:教育部.政务

京ICP备10028400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202007625号 网站标识码:bm050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