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树立共产主义信仰的最初历程

　　张孝文，男，汉族，浙江宁波人，1935年10月出生，195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8月参加工作。退休前曾任国家教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中共第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我们党诞生100周年的这个不平凡的历史时刻，离退休局党委提出要出一本以“与党同呼吸、共命运”为主题的访谈征文集。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回顾这一生的很好的机会，即如何在党组织指引下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要求进行学习、工作、奉献的经历，激励我们 “温故而知新”，更好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人生观、世界观。我相信这些回顾能够对“在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的年轻一代党员和干部也会有所帮助和启发。

　　作为一个出生在旧社会、成长于新中国老党员，我一生的经历是与这70余年来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变化休戚相关的。值得欣慰的是从入党至今，我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初心没有动摇而且日益坚定。童年和少年的特殊经历使我有了朴素的爱国情怀，对党心生向往。当然从这样的爱国情怀升华到树立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是必须经过自觉的学习、思考、践行，并能努力和自己的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作斗争而逐步达到的。在清华学习和随后在学校团委工作的时期是我成长很关键的起步时期，不仅使我在知识和能力上得到提高，更重要的是培育我确立了人生的理想和目标，教育我为人处世的原则和应有的品格。之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仰成为贯穿我一生的精神支柱，成为在工作和生活中克服各种困难和经受各种考验的原动力。

　　童年经历让我对党心生向往

　　我1935年出生在宁波，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度过，有一些事情让我永远难忘。日本人统治上海时期，家人带我去走亲戚，乘有轨电车过上海的苏州河时，所有乘客都被强制要求下车，向在人行道中间持枪的日本兵鞠躬，这种亡国奴的屈辱感深深刺痛了我，让我铭记至今。抗战胜利后，老百姓期望能够过安定和平的好日子，但如民谣所唱：“望中央，盼中央，国民党来了更遭殃”。我上初中时，每到学校老师发工资的那天，上午第一节课，老师时有迟到，上课的老师抱歉地说，如不能马上去校门口把“金圆券”换成“大头”或者“小头”（指银圆上的头像），等到下午就损失大了！可见当时货币的贬值情况有多严重，真是民不聊生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而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那一天早晨，我亲眼看到解放军官兵为了不扰民都睡在街头，部队严明的纪律、爱民的情怀让我肃然起敬。童年的这些经历让我知道了民族独立，国家强大事关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存和尊严，而只有共产党能给中国带来希望。

　　在清华的学习工作经历坚定了我入党初心

　　1955年3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暑期被选为机械制造工程系的学生“政治辅导员”，开始了“双肩挑”，1957年7月调任校团委副书记，1963年3月离开校团委，转任校党委组织部副部长（负责学生党建工作）。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共有10余年时间，我一直从事学生思想教育和党建相关的工作，不断经历锻炼、成长和提高，明确了人生的目标。

　　在我一生中，从入党开始到后来工作变动，也曾经有过几次个人志趣和工作需要产生矛盾而引起的思想斗争。而在这个时期一些榜样力量的感召下，我树立了正确的入党动机，始终坚守住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那时我能有机会和一些老一代共产党人直接接触，受到他们的“言传身教”，懂得了一个共产党员在国家和民族需要时应该怎样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

　　“一二·九”时代的蒋南翔发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一振聋发聩的怒吼，继而带领一批爱国志士离开学校，投入到抗日救亡的伟大斗争中。至于何东昌同志，尽管在我初进清华时没有和他直接接触的机会，但是在同学中已经有很多关于他的传闻。我们知道他是西南联大时有名的“一二·一”反内战民主运动骨干，解放前清华地下党的负责人。同学们说他在西南联大是和李政道同一届的高材生，他所在的航空系淘汰率非常高，一个班毕业时只留下8名学生。一些教授为他留校“转行”做管理工作感到非常惋惜等。后来我到校团委工作，有了和他直接接触的机会，对他的了解就更加深入了。知道他为什么当时放弃留美考试的机会，不去美国深造。何东昌同志说过：“抗战时期看到中国的贫弱，就立志要改变社会，后来接触到了马列主义和共产党，懂得了人一辈子不能只考虑自己，要对国家和人民有责任。”这让我懂得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干部应该有怎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可以说，像蒋南翔同志和何东昌同志这样自觉服从革命事业需要的有代表性的“故事”，一直是植根于我内心“不忘入党誓言初心”的榜样力量。

　　在校团委工作期间，有一次参加共青团中央组织的会议。当时团中央的一位负责同志讲过一个故事，对于我认识“一个党员在任何困难和不利的环境下，仍然要坚定共产主义信仰”起了很大作用。故事发生在红军长征时期，当时他还是一名“红小鬼”，当他和一名战友一起爬到雪山山顶的时候，望着前面看不到尽头的路，这名战友对他说：“我们翻过了这座雪山，而前面还有看不尽的一座又一座那样的山，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说完忽然从山顶跳了下去，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幕就发生在他的眼前。而红军正是凭着对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走完了长征路，并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艰难困苦的斗争，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可见信仰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和重要。

　　正如习近平同志前不久的讲话中所说：“年轻干部要以先辈先烈为镜、以反面典型为戒，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砥砺对党的赤诚忠心。”

　　在有“使命感”的基础上，做好自己岗位的本职工作，是对一个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在高校工作就是肩负着为我们国家培养“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重大使命。而共青团应该是党的得力助手和可靠的后备军，所以我们校团委就应该着重在清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域上发挥自己的作用。努力践行我们的使命，不断提高工作水平，也提升自己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

　　蒋南翔校长提出对清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要求可以划分为“三个台阶”：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他认为爱国主义是绝大多数学生都可以做到的，在发生重大风波的时刻，爱国主义是决定一个人站在正确位置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核心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具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思想是不能自发生成的，需要共青团工作的培养和引导，需要学校组织的各种教育活动，让学生领悟到这是一种崇高的人生观。在这方面，经过学校的培养教育，清华的绝大多数同学也是可以接受和努力践行的。树立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思想和信念，虽然只有少数人能够达到，但我们提倡清华的学生在加入共青团后，应该努力把这作为自己进一步提高的目标和方向。

　　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我们各行各业的干部都要努力精通技术和业务，使自己成为内行，又红又专。”蒋南翔同志明确表示，“德才兼备”作为衡量人才水平和素质的主要标准是被普遍接受的，但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制度下德育的内容和对人才的要求是有区别的。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才的要求，就是“又红又专”。“红”指的是政治方向，是爱国，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集体主义精神和敬业的品德。“专”指的是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不仅要有“面包”，还要掌握“猎枪”，能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具体到清华大学，作为一所多科性工科大学，形象地说就是要造就和培养“红色工程师”。

　　当时对于要不要做到“又红又专”、怎样做到，同学中有不同看法。有的同学主张不必“又红又专”，认为“你先‘专’了，‘红’会来请你的”，所以主张“先专后红”。1958年校团委组织了全校范围的“红专大辩论”思想教育活动，用民主讨论的方式辨明是非，进行自我教育。这一场大辩论一开始由各个班级的团支部组织，后来发展到年级联班的大辩论。辩论会鼓励大家敞开思想，摆事实讲道理，各抒己见。。

　　蒋南翔校长对学生的“红专大辩论”非常重视，答应给全校学生做总结讲话。他为准备这个报告，还专门要我带了我们团委组织的全校交流大会发言的录音到他家里播放，了解有关情况。在“红”与“专”的关系上，他倡导“红专统一”，“红”与“专”不仅不矛盾, 而且可以相互促进。他认为思想觉悟高、有崇高理想，能产生巨大的动力，促进学习、业务上可以进步得更快。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是认识自然规律、指导学术研究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他强调，我们提倡学生通过适当参加社会实践及教育活动来提高思想觉悟和修养，但不要花大量时间去参加政治活动，强调学生的主要时间应该用于学习。对此他形象地举例说：“‘红’与‘专’的关系， 就像你从清华西门出发去颐和园，你得经常抬头看看万寿山是否还在前面，这就是你的方向，但你大量时间是走路，应该是花在一步一步走路上。”为贯彻这个指示，团委提出，所有在校学生兼任社会工作的时间每周一律不要超过6小时，对于难免发生的各种比较耗时的问题，应该由联系的政治辅导员或者班主任来负责处理。

　　团委也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在团委工作的时期，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60年代初，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校党委几位主要负责同志每人都亲自讲一门政治理论课，学校党委要求在团委工作的主要干部也能够选一门课并且在一个班担任辅导教师。我选择为蒋南翔校长主讲的哲学大课作辅导。在这期间，我比较集中阅读了一批马列原著，体会到要“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道理学理哲理，做到知其言更知其义、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重要，深感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对于年轻党员干部是必备的强大思想武器。很多马列原著较为博大精深，有的反复看也不容易看懂，那就只能多看几遍。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考方法，对我后续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很深远的影响。

　　实事求是的作风提高了我们把握政策的水平

　　在团委工作期间，不断接受各种思想和各项实际工作的淬炼，帮助我们提高了政策执行的能力。其中，有几件事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蒋南翔同志有一个著名的论断，那就是“基层出政策”。那时，以他为首的学校很多领导同志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他们一方面在学校治理过程中始终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努力防止和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

　　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到1958年“大跃进”时期，教学等学校的中心工作中也发生过阶段性的劳动过多、对理论教学重视不够、不尊重老师等“左”的错误，使一些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受到较大挫伤。但是，蒋南翔同志和学校党委在这方面的“政策性”教育是抓得很紧和及时的。例如，1958年末清华大学党委发现物理教研组党支部对待教师有“宁‘左’勿‘右’”的思想和做法后，及时进行了检查和纠正，并向中央相关部门作了报告。毛泽东同志看到这个报告后作出批示，提出“建议将此件印发给全国一切大专学校、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总支、支委阅读，并讨论一次，端正方向，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教授、讲师、助教、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和文化科学事业服务”。在学校组织我们讨论的会议上，蒋南翔同志说，“‘左’和‘右’都会对于革命事业带来损害，都是不对的。从‘左’边或者‘右’边掉进茅坑是一样臭的”。

　　在1958到1960年的大跃进中，清华大学也受到了一些影响，那时全国都参与了“大炼钢铁”， 就连宋庆龄先生的院子里也在炼，清华校内也筑起了“土高炉”。后来蒋南翔校长说：“200号（那时清华大学原子能研究基地开始动工筹建，建筑工程编号为200号）就不要炼钢了，炼铀吧，跟炼钢也一样。”就这样，蒋南翔校长冷静地保护了很多单位。正是从这些点点滴滴的工作中，当时学校共青团系统的一大批骨干也通过学习和实践受到了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的教育。

　　在学生开展“红专大辩论”后，清华也出现了一些“左”的倾向──有的同学不敢多看业务书，怕被说是走“白专道路”，在图书馆看业务书时，还要把《红旗》杂志盖在上面，还有个别班级在辩论中把想当“爱因斯坦”的同学看成是要走“白专道路”等。有一次我们到蒋南翔同志家去，向他汇报了这些情况，蒋南翔说：“千万不能这样，清华如果出‘爱因斯坦’，那是清华的光荣。”他还说：“即使出不了‘爱因斯坦’，出个‘B因斯坦’也是好事！”

　　受到1959年庐山会议后党内和社会上“反右倾”的影响，1960年初学校也曾经“轰轰烈烈”地搞过一段“三大革命”。后来针对学生工作中存在的简单化问题，时任校党委常务副书记的刘冰同志带领我们团委几个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反复讨论，搞了一个“学生工作五十条”，以后又几经修改，形成“团支部工作条例”，作为各级学生团组织工作重要的政策性依据。

　　这些经历给了我很多启发，在后来的工作中，注意既要坚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也要始终注意工作方式和方法。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牢记要能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忠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这是我一生的承诺和追求。在后来的岁月中，不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考验，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期间坚守一名大学校长的职责，还是在国家教委的领导岗位上为我国高校教育改革和发展所做的工作，我始终坚持要无愧初心，这和在青年时期的这一段工作经历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当前，新冠病毒还在全球肆虐，而我国能有效控制住了疫情，并且在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同时，在去年我国又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都体现了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党和国家的事业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人，特别是青年人，所以习近平同志多次讲到青年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这就像穿衣服和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所以人生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我是很幸运的，有幸进入清华读书，遇到了让我受益终身的良师益友，不断树牢了共产主义的信念，并且为教育事业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我衷心祝愿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我们国家越来越富强，各族人民越来越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