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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指引我走上革命的道路

沈友益

2021-07-02 来源:离退休局

  沈友益,男,汉族,浙江嘉兴人,1928年9月出生,1948年2月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干部,离休前曾任原国家教委教材和图书情报管理办公室主任(正局级)。

  我是浙江嘉兴人,1928年9月出生。我的父亲沈孝凰早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堂地理系,我的父亲是中国第一批做天气预报工作的专业人员之一。他是竺可桢先生的学生。经竺先生推荐,他于1932年赴德国留学,不幸于1935年病逝在德国。我的母亲原是小学教师,当时已经生育了我和两个弟弟。父亲病逝后,她不得不带着我们三兄弟回到老家,在乡村小学任教度日生活。后来竺先生知道我家的情况后,甚为悯恤,把我母亲介绍到浙江大学工学院任抄录员,月薪大洋40元,我家的境况立即有所改善。

  可是,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我们全家随浙江大学西迁,颠沛流离。我母亲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孤儿,艰难困苦至极。我作为长子,从小亲眼目睹母亲的痛苦,所以常常想早点挣钱帮她一把,有的亲友也多次介绍我到公司里去做练习生。但我母亲在浙江大学这个著名学府里耳濡目染,决心培养我们三兄弟都读大学。

  我于1947年9月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铁路运输系。当时铁路称为“铁老大”,职业比较稳定,待遇也比较好。我正是抱着早日为寡母分忧的心态进入上海交大的。可是,一进校门就遇到麻烦。学校规定上海本市新生一律走读,外地新生自行解决住宿问题。我们外地学生就一致行动起来,与校方交涉,要求解决住宿问题,我也被推为代表。几经努力,校方同意在中院一层的一间装有地板的大教室给我们住宿。我们好几十人,人挨着人挤在这间大教室内。

  后来,全校举行迎新大会,我被推为学生代表致词。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已发动全面内战,上海当局在1946年反内战学生运动后,对各校进步学生进行镇压和迫害。我在一些进步书刊上看到一些支持进步力量的文章,所以在致词的最后,说出了“乌云遮不住太阳,光明一定会到来!”的呼唤。会后,我们年级(47级)地下党分支部的支委严祖礽同志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连声赞扬说:“讲得好极了!”

  过了几天,他邀请我参加了47级党分支的外围积极分子组织“星光集”(Star Light Club)的一个会。后来,他经常带我参加“40社”(47级党分支组织的群众组织)和“星光集”的各种活动,推动班上和管理学院47级各系的进步活动。1948年初,他跟我说学校有地下党组织,问我愿不愿意参加。我当时告诉他,参加了有较大的危险,我还要帮助母亲解决家庭经济的困难。他对我讲了许多道理,但有一句话,我想不通。他说:“全世界的母亲解放了,你母亲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想,那要等到何年何月呢!当时交大是上海学生运动的“民主堡垒”,进步、革命的氛围很浓厚。他拿了一些材料、文件来给我看。我自己也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来看,其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可以自豪地说,我已经把自己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让我印象很深。1948年1月29日,交大和上海多校都派了很多同学去支援同济大学的学生斗争。在同济大学大礼堂内与反动军警对峙。午夜以后,反动派动手抓人了,各校有些特务前来指认。他们害怕被本校人认出来,戴了“罗宋帽”,只露出两只眼睛,凶狠得很。我们交大前去支持的人多达数十人,第二天被学校训导处带回。后来,学校公然出布告,每个人被处以“记小过二个,取消公费”的处分,我也在列。经过了多次斗争和一些学习后,我向严祖礽表示,我决心参加地下党了。过了几天,他告我入党已经批准,让我与区委组织员吕甦在校内一处地方持标志物接头宣誓。后来我如约与吕甦接头,他代表组织领我宣誓。

  誓言的内容我记得最主要的有: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工作;在当时白色恐怖的形势下,要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决不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绝不出卖同志和组织;严守机密,不得向任何人泄露自己的身份和党的机密等。我在地下党时期和解放以后,对这几条誓言始终牢固记在心头。我不知吕甦是这位组织员的真名还是代号。但这个名字很好,“吕”表示只有二口人在一起,宣誓时是一对一的;“甦”代表人生的升华,从一个普通的学生成长为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革命战士。解放以后,我在一个场合遇到过吕甦。人还是那个人,名字还是那个名字,一切都好像回到地下斗争的年代。

  入党以后,我觉得自己成长了不少,处处对自己要求更高,工作更加积极努力了。我入党初期在班上做群众工作。当时交大管理学院是地下党工作比较薄弱的。后来我们“47级”运输系发展了3个地下党员,电管系发展了2个地下党员,财管系发展了1个地下党员。1948年秋季开学以后,48级的运输系新生来了3个地下党员,加上管理学院46级原有的2个地下党,人数够多了,交大地下党总支就建立了管理学院分支部,我担任支委之一。后来交大地下党总支考虑到斗争愈来愈尖锐,学生自治会执委有被反动派迫害的危险,决定以“班级”名义出任执委,并成立学生自治会第二线党组,指派我担任党组书记。我在斗争中比较坚决,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解放后在我们发现的特务机关的“黑名单”上,3张上有我的名字。其中有一张上,名单上的人都被扣以“思想左倾,活动积极”的罪名,毛森亲自在名单上批了“逮捕枪决”的字样。

  1949年4月26日夜,反动军警在全市各大学实施大逮捕。交大被包围后,装甲车冲入校内,反动军警先到我住的宿舍里抓我,未找到,又到我藏身的交大上院五层阁楼来抓我。幸好阁楼有一小门通到四楼屋顶屋架上,我们躲在屋架旁边。来搜捕的军警也曾打开小门,用电棒向屋架上照,但我们纹丝不动。后来只听到有一个军警说“没有人”,他们就撤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没有打垮我们,党又领导我们展开迎接上海解放的各种斗争。

  令人感到无限欢欣鼓舞的是,就在国民党反动派对上海各高校大逮捕之后一个月,即1949年5月27日,大上海就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之后,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就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并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又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如火如荼地建设新中国、发展新中国的征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国人民都满怀激情地隆重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歌颂我们党百年来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我们每一个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党的儿女,莫不心情澎湃。我情不自禁地再次高歌一首解放前每一次进步学生集会都会高唱的革命歌曲《你是灯塔》。“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中国一定解放;我们永远跟着你走,人类一定解放!”

(责任编辑: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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