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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感党恩,永跟党走

高爱玲

2021-07-02 来源:离退休局

  高爱玲,女,汉族,河北任丘人,1937年10月出生,1963年8月参加工作,1960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退休前曾任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作为一个在革命家庭出生成长的、有61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我感慨万千,激动万分。我深深地懂得,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我们全家。我们一家沐浴在党的光辉中,祖孙三代一心一意跟党走,不怕艰苦和牺牲、经受锻炼和考验,在党的带领下,为全国的解放、为社会主义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贡献了力量。

  我的祖父高士一,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1894年出生于河北任邱大苟各庄,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任国务院参事。祖父参加革命前,是一位爱国士绅,思想开朗,性格豪爽,为人正直,很受乡亲们的尊敬和拥护,人称“高四爷”。“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家乡,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祖国的大好河山惨遭蹂躏、人民惨遭屠杀。祖父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在冀中党的有力领导下,高举义旗、出钱出粮、举家抗日,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队伍,与日寇进行殊死斗争,成为冀中的一支抗日中坚力量。后来祖父被中共保属特委任命为河北省人民抗日救国自卫军第五路总指挥。为了扩大抗日武装队伍,在上级党的领导下,收编了一些有武装的抗日商团、土匪、军阀队伍,第五路军由当初的3000人发展到8000人。1939年,贺龙领导的一二零师挺进冀中,成立了冀中军区军政委员会,决定把祖父领导的第五路军(不久后整编为第三纵队独立第四支队)和一二零师的七一五团合编成一二零师独立第一旅,祖父高士一任旅长,王尚荣为副旅长,朱辉照为政委。在贺龙师长的领导下,“独一旅”打退了日寇的五次围攻,参加了齐会战斗、阵庄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极大地鼓舞了冀中军民。抗日战争后期,祖父带领着“独一旅”严格执行中央命令,先转战晋西北,又奔赴延安,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多次接见,对他由一个开明士绅、民主人士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表示赞赏,对他在多次战斗中所起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以后的岁月里,祖父根据组织安排,在多个岗位上工作,曾担任晋绥军区后勤部部长、陕甘宁边区交通厅厅长,担任西北财经委员会副秘书长、西北局建设工程管理总局副局长等,尽心尽力,做出自己的贡献。

  祖父追随党参加革命、积极抗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既受到了家族顽固势力的阻挠,又受到了国民党、日寇的诱逼。先是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派郝鸿儒(曾与祖父共事过)的儿子郝世溶,带着自己的亲笔信来游说祖父,说如果第五路军听从阎锡山的指挥,就委任祖父为这支部队的司令,并发给部队军饷、枪支弹药和电台。而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邵洪基(曾任任丘县县长,祖父的朋友)恳切希望祖父听从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军饷粮食武器装备及电台都给提供,还许愿由蒋介石亲自发委任状。所有这些引诱都被祖父严词拒绝。驻守天津的日军把打击的矛头也对准了祖父,他们首先进行软攻。赵北口有个地主王二爷,过去与祖父有过交往。“七七事变”后他跑到天津当了汉奸。日军利用他与祖父的私交,派他的老婆王二奶以借钱为名与祖父见面,婉转地传达了日军对祖父的看重、恭维,希望祖父脱离共产党。没等她把话说完,祖父把脸一沉说:其他的事你就不要说了,你不是来借钱的吗?给你,没有别的事就请回吧!王二奶只好垂头丧气回到天津向日军交了差。日军见软的不行,便采取武力制服。1939年1月,从保定派来近500名日军突然包围了高家场,因有人及时报了信,所以大部分人都提前转移了,祖父两个侄儿高万玉、高万峰没来得及离开,被日军所俘。日军严刑拷问万玉、万峰,要他们供出祖父的下落,兄弟俩拒不回答。日军无奈,决定把年纪较小的万峰放回,并让他带信给祖父,信上说:为了中日亲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希望高士一与皇军合作,这样可以确保高氏家族的生命财产安全,否则就杀掉高万玉,烧毁高家场,并威胁限三日内答复。祖父接到信后,面临两种选择:一是为保小家亲骨肉妥协投降,一是毁家舍骨肉坚决抗日。祖父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后者。他一把将信撕得粉碎,愤怒地说:“不要说杀一个,就是杀十个,我也要抗日。鬼子的目的是要咱投降,当亡国奴,咱绝不能干。不跟共产党走,不抗日,哪里还有家。”三天过去了,日军见招降无望,为发泄对祖父的仇恨,让狼狗一口一口地咬死了高万玉,并放火烧毁了高家场。这把火是对高氏家族的严重考验,更是高氏家族追随共产党抗日爱国热情的烈焰。

  祖父始终坚信党的领导、坚信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在革命队伍的大熔炉里得到了锻炼、经受了考验,树立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968年,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和迫害的祖父,在生命的弥留之际,告诫我们这些儿孙后代:“今后不管中国以后发生什么情况,你们要跟着共产党,永远跟着共产党。”这是祖父对我们说的最后的话,我们永远记在心里。

  我的父亲高万德1912年出生,1937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家第一个共产党员。父亲从小就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1932年,父亲积极参加了保定第二师范学校的抗日救国学潮。“学潮”被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父亲也被学校开除,在这期间与地下党有了接触。父亲和同村同学杨琪良一起,坚持抗日宣传,积极组织抗日武装队伍,他们办了《群声报》小报,发动各村成立抗日救国会,并与延安派来冀中组织抗日游击队的领导人孟庆山取得了联系。父亲被任命为冀中抗日游击队第十四支队队长。父亲在争取祖父接受党的领导、积极参加抗日后,与祖父一同战斗,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第五路军锄奸科长、军政干部学校校长,独一旅二团政治主任、代团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为解放天津作出了积极贡献。天津解放后,父亲历任天津市公安局侦缉总队队长、公安七分局局长,在镇压反革命、整顿社会秩序、维护社会治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人称“三不管”的南市区就在公安七分局的管辖之内,那里曾是妓院、大烟馆等聚集地,是反革命特务、地痞、流氓、小偷的大本营。父亲日夜忙碌,冒着生命危险在南市区的大街小巷搞实地调查,组织力量抓捕特务,取缔妓院、大烟馆,教育小偷、流氓。不到一年,南市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人们的生活也更加安全,群众都称赞共产党真有办法。

  后来根据组织安排,父亲由公安战线转到工业战线,担任天津市重工业局局长、天津一机局局长等职。他在工业战线工作的这十几年里,是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的十几年,也是他最辛苦、最劳累的十几年。为了把天津市的工业搞上去,他是下了大功夫的,每天下班很晚才回家,每晚读书学习、处理工作到深夜。我记得那时夜里上厕所不用开过道的灯,因为父亲屋里射出来的灯光照亮了过道。父亲平时工作很紧张,周末、假期还去工厂、企业、郊区县搞调研。为了了解到真实情况,他下工厂前从不提前打招呼,下车直奔车间,与第一线的工人师傅直接交谈,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经常是他到车间都转了一大圈了,厂领导才得到信息追赶到车间。他掌握了大量的一线情况,既能立足实际很好地制定调整一些政策,又能很好地站在工人的角度想问题,解决工人们遇到的实际困难。父亲关心工厂、关心工人,心中想的一直都是人民群众,为天津市机械工作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出生成长的,深受祖辈父辈爱国主义和革命优良传统的熏陶和教育。我今年84岁了,回想我这一生,是受党教育培养的一生,也是努力接过祖辈父辈手中接力棒、尽心尽力为党工作的一生。我曾在北京市高教局、河南省水利厅工作。1979年调入教育部,先在高教一司、师范司工作,后担任机关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1994年起担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直至退休。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我都始终牢记自身职责、牢记党员身份、牢记长辈教诲,服从安排、克服困难、尽心尽力。因此,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也多次被评为“先进党务工作者”“优秀党员”等。

  我们这一代,虽然没有经历过祖辈父辈那艰苦卓绝、浴血奋战的岁月,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没有党就没有我们今天。我们是在党哺育下,在五星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我们热爱党,对党有着深厚感情。“永远跟着共产党”,这是祖父的遗嘱,也是我们家永远不变的心声。

(责任编辑: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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