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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沂《奔向光明》

  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儿女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1840年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一直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中华民族被称为“东亚病夫”和一盘散沙,亿万人民在痛苦中熬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洗刷了百年国耻,使我们祖国走上了独立富强的道路。这是全国人民万众一心、舍生忘死换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有幸生在这一救亡图存的伟大历史时代,参加了抗争并看到了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国人最可贵的品质是爱国主义,这是国家强大、长盛不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我的爱国思想的启蒙者是我哥哥,当时他在中学读书,每次放假回家,他既给我讲文化课,又给我讲一些朴实的爱国思想,使我初步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中学时代,我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直到七七事变,我成了一个激进的爱国者。

  和煦的风,伴着一阵阵似有似无、若隐若现的虫鸣,在窗外徐徐地游荡着。我的思绪,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年代——那个多雨的秋天;那一对对用不同材质拼成的、在土路上一跳一跳艰难地向前滚动着的车轮;那些被我的士兵们挖得满目疮痍的红薯地;那些躺在路边雪地里被我军枪毙了的中央军斥候的尸体……这些是在一九三七年秋天,时任少尉连副的我在山东跟着韩复榘的部队行军路上的情景。

  国民党中央军为了排除异己,在杀了韩复榘之后,妄图吃掉我们这个团,为了避开中央军的堵截,我们团急行军撤回山东。对于韩复榘被杀这件事,我们一方面认为韩复榘在日军侵入山东时,一枪不放、节节后退,确实该杀;另一方面也对蒋介石消灭异己、铲除杂牌军的手段深为不满。

  1937年冬,我们团冲破了国民党中央军的堵截,回到山东成武县,进行整编,由团扩编成旅。我那时已经离开连队,等待重新分配。那时,我们一些志趣相投的青年军官常常聚在一起聊天。话题自然是抗战的形势和我们自己的前途。经过几个月的观察,我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步步失利感到失望,对杂牌军也失掉了信心。而此时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是唯一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这使我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曙光。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此时,延安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战胜日本的希望所在!我们到延安去!

  如何去延安,一些人主张干脆活动一批人,带着武器出走。我和好朋友张维寅则认为,这样做等于公开哗变,无论是山东地方部队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军都不能容许。再说从这里到延安,山长水远,要经过大片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危险性很大,很难成功。两种意见相持不下,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张维寅只好决定先走,为避免走漏风声,招致更大的麻烦。他告诉我,他以前曾经加入共产党。我们秘密商定,以去武汉继续上学为名,请假出走。

  成武冬天的夜晚来得很早。一天晚饭后,我俩摸黑找到了旅长的住处。通报姓名后,勤务兵带我们进入他的办公室。旅长叫王文斌,河南人,说话很慢,不像是行伍出身的人。我们按准备好的“台词”,向他陈述了想去武汉上大学的愿望。我们一边说着,一边心里还在打鼓。可是没想到,等我们说完后,他思索了片刻,竟然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我们绝对料想不到的问题:“抗战时期,你们到武汉能学到什么呢?”他接着说:“抗战期间,需要更多的青年学到打仗的本事,参加战争。我劝你们到延安去。那里有八路军办的一些学校。”他一半感叹一半意味深长地说:“打日本,看来光靠蒋先生是不行的。”

  听了他的话,我们十分高兴,表示愿意按他的指示到延安去。他嘱咐我们:“你们到延安后,要和我保持联系,并请那边派些人,来我们这里工作。” 最后,他告诉我们,他早先也参加过共产党,只是后来失去了联系。当我们起身告辞时,他让副官拿给我们100元法币做路费,并嘱咐我们路上要脱下军装,改穿便衣。

  解放后,我从外调人员那里了解到,我们那个部队,不久便被调到了大别山区的抗日前线。1938年秋天,在一次和日军的交战中失败,我们的旅长侥幸生还。50年代他在洛阳和他儿子住在一起,已经瘫痪在床。遗憾的是,我没留下他的住址与他联系。

  同旅长告别以后,我们俩迅速找到了两身山东公务员的制服,换下了军装。我的小包里仅有一双布鞋和两件衬衣,夹在胳肢窝里就上路了(我在急行军时扔掉了所有的行李)。张维寅临行前搞到了一床棉被,这成了我们两人一路上唯一的铺盖。我俩先徒步到达河南柳河,然后乘火车西行经开封、郑州、洛阳、潼关到达西安。因为囊中羞涩,一路上我们有车就上,也不买票。查票的来了就下车,下趟车来了再挤上去。一路走走停停,平板车、闷罐车、煤车,各种车都坐过,真是“急不择车”了。

  到西安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秘密寻找八路军办事处,经过三天的暗中查找,最后才从一个洋车夫那里问到了办事处的地址,在西安七贤庄。

  办事处接待我们的是一位身着八路军制服的青年,我们一看到他,一种亲切感便油然而生。他听了我们要去延安学习的愿望后说:“现在去延安的人很多,延安已经容纳不下了。”他劝我们先去安吴堡青训班(对外公开的名义是西北青年救国会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他特别指出,青训班也是共产党、八路军办的学校。听了他的这番话,我们当即表示愿意去安吴堡。

  从办事处出来的第二天,我和张维寅揣着办事处的介绍信,离开西安直奔安吴堡。从西安到安吴堡有九十多里路,我们走的是乡村小径。因心情急切,我们迈开大步,当晚到了泾阳县城。

  1938年2月8日,我们到了安吴堡。那是陕西渭河平原上一个普通的小村落,城门和城墙几经风雨﹐还全都保存完好。城中建筑的瓦檐,在早春枯黄的原野映衬下,显得古朴和庄严。走进城门,很快找到了接待青年学生的院子……

  经过这么多年的思考,我终于站到了生命中一个令人激动的新起点上。这一天是我一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我的第二个生日。从这一天开始,我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了党和革命事业,我找到了我人生最终的归宿,找到了我的“家”。

  在延安五年,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在革命的大熔炉中,取得了一些进步。1945年日本投降后,党中央决定从各个解放区派遣三万干部和十万部队挺进东北。中央青委在延安组织了“五四队”,先后于10月10日、10月20日分两批分别由蒋南翔和我率领挺进东北。沿途我们大致经过了四类地区,有根据地、游击区、山区和新区。我率领的这一队人,自延安出发,艰苦行军跋涉,历时一个月,途径五省(陕西、山西、察哈尔、热河、河北),追上了蒋南翔同志的队伍。这些干部都是党的宝贵财富,他们在东北和全国解放事业中,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如今这些同志很多都不在人世了,他们在行军途中的生动形象,仍然清晰的印在我的脑海中,使我永远难忘。

  经过三年的战斗,解放了全东北,这是蒋介石全面垮台的开始。

  清风徐徐,夕阳中,送来一阵阵我在厅里栽种的兰花的香味儿。往事经过了这么多年,中间又有这么多的风风雨雨,在我的脑海中,它的每一个细节至今仍然那么清晰,回想起来每每使我激动不已。

  从住所,北面的窗户向外望去可以俯瞰到一条北京最著名的街道——长安街。这条街道经常让我想起1959年的10月1日,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十周岁生日那一天,我和人民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崔耀先率领着由清华、北大和人大三所学校组成的三个全副武装的步兵方队,从东单出发,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天安门,接受人民代表和毛主席的检阅……

  我们这一代人,翘首以待的,就是希望看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个理想正在成为现实。今天国际上关于中国最热门的话题是“中国崛起”,在旧中国谁能想像得到?1958年和1959年,毛主席为了1070万吨和1800万吨钢而忧虑。而今天的钢产量竟然是5.4亿多吨,几近全球半数。那个年代的目标,连今天的零头都不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我在民族危亡的年代找到共产党,尽到了我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却仍有虚度年华之感。

  沧海横流,天地翻覆……

  我如今也是望百的人了,像是长跑将要到达终点的人。所以,对我来说,自己的每一次生日,都是可贵的,而祖国的每一个生日,则更加可贵。在祖国六十华诞之际,我衷心地祝愿伟大的祖国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大步前进、永不停息,不断开创国家建设的新局面!须知当今世界并不平静,既有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也有无硝烟的战争(和平竞赛),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历史经验证明,只有国家强大了才能保证真正持久的安全。

  窗内窗外,徐徐的清风,伴随着马路上的喧嚣,冲突着、鼓荡着。风声里,流淌出曾经让我们一遍遍心中滴血的音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要为真理而斗争……;也流淌出我钟爱一生的歌曲——老黑奴、我的肯塔基故乡、伏尔加船夫曲、在太行山上、大刀进行曲……;还流淌出让我们豪情万丈的强音——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祖国万岁!

  作者简介:高沂,男,1914年12月出生。离休前曾任教育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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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老干部局
(责任编辑:聂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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