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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海绩《春种秋实》

——我的八年教育外交官生涯回顾

  我是一个出生在战乱年代的农村孩子,童年在苦难中度过。11岁时新中国成立,在共产党的关怀下,我靠政府的人民助学金资助,完成了大学学业。以后又领着全薪学习3年法语,曾任大学教师、教育部公务员以及驻外使馆的外交官。没有党的关怀,没有新中国的雨露阳光,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一直怀着对党和政府的感恩之心,走过了大半的人生旅途。我的人生之路,也伴随着共和国60年历史的演进。在此,回首在驻外使馆工作的8年时光,作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以及出国留学事业历史的见证。

  一、润物无声——比利时四年

  1981年3月,受教育部派遣,我赴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文化处工作,先后任二秘和一秘外交官。主要任务是推动对比利时及当时欧共体的教育交流,大量的工作是对中国留学生的管理和服务。

  比利时虽然面积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1000万,但地理位置重要,经济发达,有“欧洲心脏”之称,是欧共体(现为欧盟)的总部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部所在地。比国也有不少名胜景区,如:布鲁塞尔市中心广场,布鲁塞尔第一公民——小于连雕像,比真的原子球体积放大了一千六百五十亿倍的原子球博物馆,号称小威尼斯的布鲁日,世界著名的海港安特卫普等。但是,对于第一次出国当外交官的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尽快熟悉工作,履行好职责,因此根本无暇顾及参观旅游。

  比利时的天气,有时一个多月阴雨连绵,不见阳光,人的心情也容易受之影响。我刚到大使馆工作,对使馆的工作状况和人事关系一无所知。我所在的文化处,有文化部、国家科委派出的干部,而我是教育部派出的。刚开始彼此不了解,工作难免有不协调的情况。但是我坚信:“只有有为,才能有位。”我努力工作,主动协助配合其他同志,很快就取得了成绩,也融入了集体,收获了友谊。

  当时在比利时有中国留学生300多人,大多数是本科生,后来人数不断增多,派来的研究生和进修生也逐渐增多。对我来说,如何做好工作是一个新课题。在工作实践中,我兢兢业业,尽心尽力,最重要的体会是:要全面仔细地关心留学生的思想、学习和生活,成为他们的朋友、贴心人,做到“润物细无声”。只有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解决学习、生活等方面的困难,他们才能体会并感激使馆的关怀,认同政府的政策,增强凝聚力,激发学习兴趣,燃起报效祖国的热情。

  最初两年,工作特别辛苦。改革开放初期,留学生管理方法比较“原始”,管的多、限制的多,操心的事也必然多。除了外交方面的活动、与比利时政府和欧共体组织的联系外,留学生到达比利时,要到机场迎接,给他们介绍比利时情况和注意事项,帮助联系留学生所去的院校或指导老师,提前为他们购买好卧具等生活用品,给他们发放奖学金,平时要经常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因为我的工作特点琐细而杂,曾戏称自己为“八大员”:外交官员、办事员、打字员、教员、生活辅导员、汽车驾驶员、迎送时的行李搬运员、电影放映员。

  每次为新到的留学生讲解留学生活须知时,看着那一双双新奇和期待的眼睛,我都倍感责任重大。多少次,我们为学习困难、成绩不好的学生排忧解难,劝慰他们,鼓励他们,使他们感受到亲人的温暖,增强克服困难的勇气;多少个周末晚上,想家的学生来到我的住处,我们一起聊天,共同排解乡愁。

  记得一年的除夕夜,我和外交部分管教育文化的参赞,冒着大雪到留学生住处,送去国内刚刚寄到的新电影拷贝。他们聚集在联谊会所,像盼亲人一样盼着我们,他们说:我们在为祖国守夜,为祖国亲人守夜,也为使馆的老师守夜……

  记得有位学MBA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几乎丧失学习信心,我就到他宿舍,鼓励他重建信心,继续努力学习;对年龄小的学生,还要当他们的监护人(校方要求);有个本科生喝可口可乐成瘾,一个月的伙食费大都用于此,我也要负责开导;还有个本科生单相思,精神忧郁,我多次为他排解忧愁。此外,节假日还为留学生放映电影,组织联欢活动等。

  当时有件事让我很伤脑筋,同样是国家公派留学生,有的被列入享受根据政府协议校方提供的奖学金名单中,有的由使馆直接发放中国政府奖学金。因当时国家经济能力有限,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标准大大低于比利时方面提供的奖学金标准。为了使所有的公派留学生有一个大体一致的标准,要做很多工作。当然,最后大家还是顾全大局、服从规定。

  从第三年开始,原来一起工作的同事期满回国。一方面是工作需要,同时也是照顾我的生活,组织上决定派我夫人来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和我一起工作。当时,教育部在比利时使馆只有两个外交官职位,因此,对外教育交流和留学生管理服务的工作,就成了我俩的“夫妻店”。此外,还有司机兼出纳协助工作。夫妻俩不仅是生活的伴侣,也成了一起工作的战友。她协助我做中国留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兼任留学生党支部书记,还负责财务会计。

  从布鲁塞尔大使馆,开车出发到比国各地,当天都可回来。我们常常来往于留学生所在的学校和住处。周末和节假日,更是看望留学生、开展联谊活动、发放奖学金的好时间。经过长期的接触,我们和留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的本科生,把我们当成家长。周末想家了,就到我们的住处。即使有时我们都不在,他们也照样聚集在一起,共度欢乐时光。一位学习人口学的留学生曾给我写信说:“自从到比利时以来,你们从感情上的关怀到生活上的照顾,无微不至,比如不厌其烦地同国内有关单位联系,替我索取人口学的数据资料,你们还在使馆的资料室帮我查找有关人口、经济方面的资料;还帮我买雨伞,买方便面……我深切地体会到,中国留学生在政治上、生活上所得到的大使馆的关怀、帮助,是任何他国在比利时的学生们所不能相比的。”回国工作后,他还携夫人一起到我家来看望;另外,当时著名的青年油画家,曾以《父亲》获全国油画一等奖的罗中立,从重庆来到比利时,语言不通,开始担心完不成文化部交给的进修任务,对大使馆也有一些隔膜。经过我们热情地接待和帮助,他树立了信心,也改变了以前的看法。他在给我们的信中写道:“这次来比国,无论在学习上、生活上、经费上,使馆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和关怀。我由衷地感激你们!出国前总觉得使馆很严肃,结果完全出乎意料,你们是那样平易、热情,一点不摆架子,就像我们的后勤一样。你们的的确确、实实在在为我们奔走,解决我们最具体最实际的困难和问题。不说空话,也没有漂亮话……”由于彼此间感情深厚,此后分别很长时间还保持联系。时隔近20年,2003年一批当年学成回国且卓有建树的留学生,还专门在长安俱乐部宴请我们,聚会叙旧,感谢当年对他们的帮助。

  在比利时工作四年,虽然很辛苦,有很多酸甜苦辣,但看到工作的成果,看到为国家培养的人才,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后来了解到,从比利时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中,有的已担任国家农科院的副院长、北师大校长、中国矿业大学的书记校长、重庆大学的副校长、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副校长、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北大人口学研究所所长、中科院研究所所长、香港科技大学教授、澳门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有的成为教授、博导、特聘教授等。作为教育外事工作者、留学生管理教育和服务的干部,难道还有比看到这些劳动成果更幸福的事吗?

  二、风雨彩虹——法国4年

  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任教育参赞的4年中,我在教育部和大使馆党委的领导下,经历了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政治风波在法国引发的惊涛骇浪,大力开展了对留学人员的管理服务工作,为国家培养、输送了许多宝贵的人才。这4年过得极不寻常,很有意义。

  1989年1月2日,我们夫妇启程赴任法国。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处是使馆中有单独的办公地点、经费独立核算的甲级处,人数最多时有15名外交官,加上工勤人员及外交官配偶,共计27人。教育处在促进和发展中法两国官方和民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方面,有大量工作要做。但我刚上任时,遇到一个特殊时期,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有一段时间,最大量的工作是留学生的思想教育和管理服务。四年的工作,大体可分两个阶段:1989年-1990年为第一阶段,全力以赴处理国内政治风波在法国留学生中产生的影响,稳定工作局面;1991-1992年为第二阶段,在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同时,逐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培养优秀拔尖人才。

  1989年4月,北京开始发生学潮,留学生思想活跃,也出现一些不安定因素。5月初,法国社会上有些人鼓动少数中国留学生、部分华侨以及一些法国人,在巴黎“人权广场”举行集会,以“中国民主声援会”的名义,散发传单,号召“联合一切可联合的力量,影响一切可影响的人们,为中国的民主和自由而斗争”。中国留学生中,有的思想虽有波动,但较为冷静,主要还是关心国内法制民主建设,反对不正之风。教育处做了很多疏导工作,留学生的有些意见和建议,也通过正常渠道转回国内。5月20日,法国电视台报道,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许多留学生情绪激动,全法中国学联的部分同学参与了5月21日和28日的两次集会游行,教育处和使馆领导,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是劝告和疏导。大部分同学通情达理,没有太多过激行动。6月4日,法国新闻媒体对北京发生的事件,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煽动反华情绪。晚上,近百名巴黎和郊区的中国留学生聚集在大使馆教育处,情绪激烈,要求了解国内真相,我和教育处的外交官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并派车把他们送回住所。从6月4日至7日,连续两次,由法国的一些政客领头,法国社会各界参加,举行了万人游行,到使馆门前示威。6-7月间,教育处又两次受到法国极端分子和暴徒的冲击和袭击,建筑物的部分玻璃窗被他们砸碎。我的工作处境艰难。特别是从6月4日至11日,很少能得到来自国内的正式消息,心中焦急万分。但在此情况下,我对党和国家仍然是充满信心的。我写了一首《征路抒怀》记下了当时的心境:“纷纭变幻是人生,有情何须道无情;征路不畏遇风险,堪笑杞人忧天倾;纵有今夕云遮月,犹信明朝太阳红;泰山压顶难移志,自有磐石在心中”。直到6月11日才传来了小平同志6月9日对军级以上干部的讲话。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总结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他以一个革命家和战略家的气度,高屋建瓴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明确了需要把握的原则和工作方向,使我受到极大教育和鼓舞。3个月后,使馆党委又传达了小平同志9月4日的讲话内容。其中的四句话,使我心明眼亮,心中更踏实了。这就是:“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第四句话,韬光养晦”。非常庆幸的是,教育处全体同志在我的带领下,团结一致,态度鲜明,大家都能站在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全力以赴做好工作。因此,比较快地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在这一过程中,我觉得有几条经验非常重要,即: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定不移地相信广大留学生,耐心细致地做工作,既坚持原则,又充分肯定他们的爱国热情,不能站在学生的对立面,不能激化矛盾;对全法中国学联的干部,更是要重点做工作,6、7月份,我和留管组长曹国兴先后同全法中国学联的干部谈话近20次,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还要及时向他们传达国内的文件、提供信息,使他们较早地了解政府的政策和国内的实际情况。他们大都较快地和使馆站在一起,并积极配合教育处做留学生的工作。

  中国留法学生,有光荣的优良传统。当时在法国有3800多名留学生,留学生组织也很健全。由于国内政策措施得当,使馆领导大力支持,教育处同志们积极工作,全法中国学联配合,广大留学人员队伍积极向上,整个局面很快得到扭转。1989年12月,在大使馆教育处成功召开了全法中国留学人员工作会议,周觉大使出席会议并讲话。全法中国学联执委会委员、各分学联主席(已提前改选)以及学术团体负责人等共54人参加。会上,我做了《紧密团结起来,高举爱国报国的旗帜,为争取新的胜利而奋斗》的工作报告,会议修改了学联章程,改选了学联主席、副主席、秘书长。会议的胜利召开,为以后工作的开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8点全国联播节目,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人民日报海外版以“海外学子畅所欲言同擎爱国大旗,统一思想增强团结志在振兴中华”的显著标题刊登了会议成功召开的情况。在会后出版的学联刊物《留法通讯》上,我应邀在刊物上题词:“流水之音,无古无今,汇入江河,润秀山林;爱国之情,无冬无春,振兴中华,造福人民”。题词反映了广大在法留学人员的心声,受到了留学生们的欢迎。

  小平同志讲,管理就是服务。我深感要寓热情服务于留学生的管理教育中。因此,上任伊始,我就在教育处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要把教育处办成留学生之家,教育处的工作人员要成为留学生之友”。要求教育处的每一个人,包括外交官、工勤人员、外交官家属,都应真诚热情地接待来教育处的每一个留学生,热情耐心地回答电话咨询的每一个问题。留管干部要经常深入到留学生中,听取意见,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帮助解决困难,做好服务工作。每个周末,许多留学生都到教育处来,办理一些事项,也有的是来看老师谈心的。周末下午,为留学生放映专场电影、录像。经过全处同志的共同努力,我们和广大留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些留学生和学联干部,和教育处老师成了朋友。大家都说,到教育处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这种对留学生的细微关心,是最好的思想政治工作。此外,当时中央领导、教育部也很关心留学生,先后派出文艺团组到国外看望和慰问留学生。如: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姜嘉锵、殷秀梅、成方圆、王洁实、谢莉斯以及著名越剧演员范瑞娟、影视明星宋丹丹、李秀明等,都在教育处为留学生演出过。1991年4月,北京模特队还来教育处为留学生专场表演。所有这些,对增强留学人员的爱国凝聚力,都是很有益的。

  当然,仅仅在生活上关心是远远不够的。我上任不久又提出,对留学生关切的一些政策性的问题,要开展调查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如:起草了《关于在法留学人员管理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实施办法》,向教育部汇报请示。主要内容包括:(1)关于留学人员要求延长留学期限问题;(2)关于留学人员转第三国问题;(3)关于公派进修生转为研究生读学位问题;(4)关于留学人员在国外就业问题;(5)关于公派留学人员同外国人结婚问题等。建议从留学人员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经过一定的手续,灵活地予以解决。教育部留学生司和主管部领导,很重视我们提出的建议和请示,先于1989年6月23日答复,原则同意试行,抄送驻德国、英国使馆教育处参考,后又于1990年10月在驻法使馆教育处召开西欧片会,其中一项议程是讨论修改驻法使馆教育处的建议,决定从12月开始在驻西欧各国使馆试行。教育部的决定,体现了对留学生的关心,因此受到了留学生的欢迎,这也为我们做好工作提供了最大帮助。

  留学生管理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为他们报效祖国服务,尤其对有突出成就的尖子人才倍加关心和爱护,为他们回国和为国服务提供方便。随着形势的发展,教育处的工作重点,逐步转移到了这方面。为此,首先要摸清情况。在我的主持下,留管组长曹国兴同志(当时是一等秘书,后曾任教育参赞、教育部国际司司长)组织全体留管干部,对法国30多个城市、近100所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调查研究,逐步摸清了在法留学人员的学业情况。对优秀拔尖人才重点做工作,并在条件成熟后,及时向国内推荐。1992年4月,教育处向教育部报送了《关于对在法留学人员中优秀拔尖人才开展工作的情况汇报及我们的建议》的文件,报告了从3800多名留学生中了解到的92名优秀留学人员及20多名优秀拔尖人才的情况,以及教育处所做的工作。特别对他们回国和为国服务问题,建议国内采取更灵活的政策,包括来去自由,为拔尖人才提供更好的工作、生活条件,重点给予经费支持,国内外结合,安排好配偶、子女的学习、工作等七条具体建议,以便他们更好地发挥作用。教育部充分肯定了我们所做的工作,对提出的建议,认为是符合中央改革开放政策和“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留学方针的。有些建议,可以作为国内制定具体政策时的参考。现在看来,报告的内容是远远不够的,但在当时,很受留学人员欢迎,这样做也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人们常说:“不经风雨怎能见彩虹”。我在法国工作的四年,可以说是“经风雨见世面”的四年,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提高了政策水平和独立工作能力,工作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得到了使馆党委和教育部领导的充分肯定。工作虽然很辛苦,但是看到付出后取得的成果时,则感到十分的欣慰。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从法国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中,有近10人成为中科院或工程院院士,10多人担任国家重点实验室负责人,数十人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被聘为特聘教授、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还有不少人担任省部级领导、大学校长,也有的成为著名律师、金融家、著名作曲大师等。这其中,也有我在法国工作时的一份辛劳,一点小小的贡献。这段经历,是一生难忘的。

  作者简介:李海绩,男,1938年11月出生。退休前曾任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二秘、一秘,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教育参赞,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巡视员,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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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老干部局
(责任编辑:徐娜(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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