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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抹不掉的记忆

——怀念梁雷老师

杨蕴玉

  我是邓县南乡构林镇人,生长在一个地主家庭。妈妈既贤惠又很封建,从小就给我缠了脚,在我四、五岁时就订了娃娃婚。家里只让男孩子上学,不让女孩子上学,也不许和邻居家的男孩子玩。

  在我九岁那年(1928年),家乡遭匪劫,父亲被土匪打死,我和母亲被绑票。在“民团”打土匪时,母女俩失散了,妈妈借机逃回家,只剩我留在土匪那儿。受了许多惊吓,吃了许多苦头。家里把我赎回后,得了一场寒伤病,高烧不退,整天昏睡。病好后,头发掉光了,不会走路,只会在地上爬。妈妈说:“不用缠脚了,去学校跟小孩玩吧,总比死了强。”我因祸得福,能上学了。

  本镇有一个完小。我初小只读了第三册(第一册读两周后老师让读第三册)和第五册。高小就上了五年级,当期考临近时妈妈病逝。为办丧事,我辍学了。妈妈遗体入棺后还睁着眼,大概是担心我年岁小,怕没人照管。我四哥跪在棺后说:“妈,你放心走吧,我一定把妹妹抚养长大成人。”此后就是四哥管我的一切。

  1931年(我十二岁)暑假,四哥告诉我,县城(离我家五十华里)里要招一个女子师范班(在女子完小里),叫我去考,这样,我就上了初师。这三年,文科成绩靠死记硬背,能拿八九十分,音体都好,总在九十五分以上,但代数、几何、三角、理、化因小学许多基础知识没学过,只能拿六七十分。这三年,我很快乐,也很活跃,完全像一个天真活泼的孩子。

  毕业了,音乐老师希望我考音专,体育老师希望我考体专。我四哥说:“你岁数小,别升学了,跟我回家吧。”过完暑假,他又叫我返原校新招的师范班当“旁听生”。我到班里看到的全是新面孔,才突然感悟到我原来是个“留级生”,思想感情马上发生很大变化,觉得自己很丢人,比别人低一等,是个很不幸的人。从此产生了伤感和愤愤不平的情绪。

  功课没问题,名列前茅。有时间和精力读课外书,开始时,不分左、中、右作家的作品都读,后来感到左翼作家的作品对我的胃口。对郭沫若、曹禺、茅盾、鲁迅等人的作品都多少读了一点。当看到《狂人日记》中到处都写着“吃人”时,我觉得我就是被吃的一个,和被吃的穷苦人的命运是一样的。

  正在这个时候,我遇到了梁老师。

  1936年的春天,来了一位新老师,教我们班国语。他叫梁雨田,又叫梁雷,是从杞县大同中学回本县教书的。有人说他是共产党员。

  梁老师的教学法和别人不同,有独到见解。第一次上课。几句开场白之后,便问同学们:“青年学生应该怎样对待自己的前途?”大家用诧异的眼光凝视着老师不能回答。他说:“今天先学一首诗,可以从中找出这个问题的回答。”随即在黑板上书写一首臧克家的《我们是青年》。这首诗的第一段:“我们是青年,仰起脸来,一口可以吞下青天;擎起地球来,使它转个身;提起黄河来,可以叫它倒转。”最后几句是:“让磨光了头皮的人们笑吧,我们全不管,秋后的枯草,也配来嘲笑春天。”后来每堂课都是除讲课文外,还讲了许多课外的东西。“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丧和“当局”的“不抵抗主义”,日寇炮制的“殷汝耕华北自治政府”,“一二?九” 学生爱国运动,鲁迅先生的“硬骨头”精神,邹韬奋先生及其创办的《生活》杂志,陶行知先生在上海创办的“山海工学团”,试行先进的教学法,等等,等等。总之,随着国家事态的发展,他随时传播新闻,发表评论,使我增加了许多课本上没有的知识,提高了认识。

  对作文课,他除了自己每一次都出几个命题让学生选择自己最熟悉最感兴趣的题目外,还提倡学生自己命题。记得我自己命题写过两篇作文,一篇是《论女子无才便是德》,另一篇是《论三从四德》。他认为写得好,亲自在课堂上宣读。他对我的每篇作文,都写评语,以鼓励为主,也以希望或建议的方式指出不足。

  我每天都交日记。常常在日记里发泄我对自己处境并逐渐发展到对社会的不满,有时悲伤,有时愤慨,有时无奈。梁老师根据我每篇日记中暴露出的思想问题,写出批语。有时三言五语,有时甚至可达一两页之多,针对我的思想情绪,加以引导,使之向积极方向发展。

  他还提倡学生自由组合出壁报,提高写作水平。我和另两个文学爱好者任祥云、李振玉一块办一张壁报,一周出一期。自己写稿,自己编排,自己抄写,贴在学校的二门外墙上(我们学校在城隍庙,出了二门,还有望乡台和大门)。

  梁老师又教我们学习“拉丁化新文字”,这种文字比较好学,我已经可以用这种拼音文字书写东西。

  他还教我们唱革命歌曲,我记得有两首。一首是《毕业歌》,一首是《开路先锋》。不教歌谱,只教歌词,老师唱一句,我们学一句。《毕业歌》是激励我们“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要做“社会栋梁”,“宁愿做主人战死在疆场”,“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开路先锋》是鼓励大家要做“开路先锋”。它说:“前途没有路,人类不相通”,我们不怕“关山千万重”,不怕“几千年的化石筑成的地面山峰”,要扫除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甚至“拿起暴烈的炸药”,“炸毁山峰”,“大路好开工”。这些歌,对我起很大的鼓舞作用。

  梁老师还提倡学生要多读书,读好书,推荐了一些左翼作家的作品,和一些大众化的理论书,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供我们阅读。

  1936年的暑假到了,我三年的“旁听”生活结束——我想可能又要叫我回家了。我伤心,我愤怒,我想斗争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既无奈又不甘心。

  同学们离校前,开了一次全班的茶话会,请梁老师参加了。大家亲切话别,只有我一言未发,趴在桌子上一直哭。老师和同学似乎都很理解我的心情,谁都没有说什么。在聚会结束时,梁老师站起来带领大家唱《毕业歌》,我含着泪和大家一块唱。这歌,我不是唱出来的,简直是吼出来的,以发泄我满腔的悲愤。

  回到家,遇到的果然是一头冷水,比我预想的更糟糕。我四哥逼我结婚。我说:“我不结。”他说:“轿来了,你也得上。”我说:“我不上,你上,我要离婚,法律上写着可以离婚。”他说:“那只是给人们看的,你见谁家离过婚?只要你结了婚,去哪都行。”这次争吵,让我清楚的感觉到,要想得到我四哥的同意,继续求学,是不可能了。我暗下决心:逃跑。

  是梁老师的教导,激励了我同命运抗争的勇气、决心和毅力。我非常感激他,他是我能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可是,身无分文,怎么逃跑呢?有一天,我的同班好友唐芝瑞来看我,说她的未婚夫送给她三十元钱,支持她去开封考学。我急切地问:“我能不能用这些钱和你一块走?”她说:“就是为这事才来找你的。”过了两天,听说张侠飞校长要去武汉考大学,我利用给他送行的机会,身上只穿一身单衣逃走了,和唐芝瑞一块到了开封。经在开封第一女师学习的老同学的交涉,校方同意凡报考第一女师的学生可以住在该校的教室里。我们俩忍饥挨饿,努力备考,一直坚持到考试完毕。

  榜出来了,我榜上无名,我四哥的两位朋友动员我回家。我表示:宁肯饿死也不回去。过了一二天,又出了一榜,我被录取了。但榜上又说,三日内必须报名,报名时要交八块现大洋的保证金,如三日之内不报名,就是自己放弃,不再录取。

  看了这个规定,我焦急万分。到哪去弄八块现大洋呢?如果不能入学,我在开封将无立锥之地。正在焦急万分时,梁老师到了开封,特来看我们。他是重返杞县大同中学任教路过开封的。一见面他就对我说:“在你离家出走的第二天,你五哥吃大烟自杀身亡。”我哭了一场。这时唐芝瑞对梁老师讲了我交不出保证金的事。他当即掏出八块现大洋给我。这八块钱,从某种意义上讲,决定着我一生的命运。

  梁老师在开封停留了数日,他带我去看望过两位朋友。一个是河南大学的学生杨巴生,另一个是开封一位左翼作家,还是一个文学期刊的主编。可惜这个人和刊物的名字我都忘了。

  我四哥从朋友处得知我考入女师的消息后,主动寄来三十块钱。我用它买了箱子、床上铺盖的被褥,四季穿的校服和其他日用必需品。

  一切就绪后,我给梁老师写了封信,告他我已入学,被编入高一甲班。他很快回了信,希望我珍惜难得的学习机会,在学好功课的同时,尽可能多读点好的课外书,最后他说以后不要称呼他老师,就叫他的名字。此后,我就直呼其名了。

  入学不久,我觉得功课不难,想学写诗。可我既不懂格律,也不懂平仄,费了很大劲写了一首七绝,寄给梁雷,请他修改。他改后,在开封的一个文学刊物上发表了。

  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开封左翼文化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梁雷的朋友通知我去参加。他在会上致悼词,称鲁迅先生为“旗手”。我很崇拜鲁迅,对他的去世,感到非常惋惜。会后我给梁雷写了封长信,把全部经过都告诉了他。

  11月初,天要冷了,我给梁雷寄去一件毛背心,是我自己利用学习空余的时间,学着编织的。

  大约是1936年的12月,学校 “民先”负责人(10月我参加了民先及其组织的各种活动)赵玉亭(高二学生)告诉我,听说梁雷被捕了,我很着急,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回信告我,没有被捕,很安全,要我别担心。

  寒假来临,同学们绝大多数都回家了。没想到,正在我和几位留校同学做好寒假读书计划,要开始读书的时候,校方挂牌,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我和另外两位同学一块开除了(都是民先队员),并勒令三日内离校。我们找了个最便宜旅馆的小房间,三人挤在一张床上,不知该怎么办,我们都哭了。学校“民先”负责人赵玉亭给我们送饭。她们俩都有条件异地求学,就我走投无路。河南“民先”负责人朱文昭(开封高中二年级学生)伸出援助之手,介绍我去偃师县他哥哥任校长的一小教书。

  我到偃师一小后,陈大姐(后改名齐欣)和我接上了“民先”关系。朱校长分配我教三年级的算术、四年级的国语,一月15元工资。我立即写信告梁雷我离开封到偃师的全过程。他回信鼓励我不要丧气,要愉快地工作和生活。同时又说,我在行动前应和他商量一下。我告他,时间和金钱都不容我和你商量后再行动。他表示谅解。

  刚教了两星期书,忽然接到我四哥的信。他叫我回家,路费已寄给我在开封念书的堂哥杨鼎贵,让他到偃师来接我。信尾最后说:“念父母在天之灵,愿妹速归。”信纸上布满了泪痕。看完信,我想,又无法在这呆了,必须在我堂哥到偃师之前离开这里,否则,他来了要硬压我回家就糟了。我立即找陈大姐商量,她同意我的意见,要我马上返开封找朱文昭。我编了个瞎话,告诉朱校长,母亲病逝,要回家奔丧。

  到开封,朱文昭说:“开封没你容身之地,你去北平找杨庆生。”他卖了《康熙字典》,给我凑了十五元路费。在去郑州的火车上遇到老同学孟昭莲。她说你年岁还小,最好能继续上学,并问我有没有钱。我说有。一摸口袋,空的。大概是我买完车票往口袋装钱时,就被小偷拿走了。她给了我两块五毛钱,就可以有饭吃了。

  到北平找到杨庆生(中国大学学生,党的交通员),经他请示组织,决定让我去太原找温建功。他自掏腰包给我买了一张去太原的火车票。大约在1937年3月上旬,我到太原找到温建功(不知他的身份,我猜想可能是联络员),他当即安排我进“太原军政训练班十一连”(女兵连)学习。

  我怕梁雷又不知道我去哪里了,进十一连之后,马上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离开偃师的原因和到达太原的经过,并告诉他我已被编入十一连六班,衣、食、住都由连里管,每日两顿饭,半天学政治,半天学军事,请他放心。很快就得到了梁雷的回信。他很高兴,提醒我到一个新地方要注意了解情况,鼓励我政治、军事都要学好,将来都有用。过了不久,我又写了一封信,告他在太原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比较自由。4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下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决心,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这时我想命都不要了,还要恋爱干什么?产生了一种“革命不要恋爱”的极左思想,给梁雷写信说,为了把全部精力都用于学习和抗日救亡活动,我不想谈恋爱了。梁雷一如既往给我写信,就是只字不提“我不想谈恋爱”的事。

  6月,党组织派我去临汾中学接替一位生病的同志担任了一个月的音乐代课教员,7月初回到太原。数日后,省牺盟会派我参加“赴百灵庙战地慰问团”,二三十人在团长李涛率领下,先到大同拜访傅作义将军,请他介绍前线战况,接着去云岗石窟慰问伤兵。随后转赴归绥(当时绥远省会,现呼和浩特)与绥远省政府商谈去百灵庙事宜。尚未成行,百灵庙失守。省牺盟总会电示,全团立即返太原,途经大同和平地泉火车站时,均遭日机轰炸。我们大约于七月下旬,回到太原。省牺盟会分配我到太原市牺盟会一个区分会任工作员。

  8月初,梁雷来到太原,我到旅馆去看他。他告我:“已辞去了杞县大同中学的工作,家里边妈妈身边有了孙子,可以得到安慰,我可以远走高飞了。”接着他问我有没有男朋友,我说:没有。他什么也没说。

  两天后,梁雷脱去长衫,穿上戎装,进了“太原军政训练班教导队”。有时星期天他带我一块去看朋友。看过王国权(不知他当时的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任过民政部长),他们是老朋友,聊得很投机,我插不上嘴,坐在一边旁听。还看过李源,她是河南大学学生,也在女兵连学习过,我叫她大姐。她见到我们很热情,也很随便,有说有笑,还笑嘻嘻地说:“你们师生二人成了好朋友。”梁雷笑笑,没说话,我也一声没吭。

  八月下旬的一天,梁雷告我,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总会分配他到雁北工作,但没说具体地方和职务。走时,我去车站送行。这时我想梁雷可以展开双翅飞了,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又会到一起的。

  八月底,我被分到榆次县牺盟会工作。万万没有想到,竟从此和梁雷失掉了联系,天各一方,杳无音信。

  1939年1月,我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和顺县的石拐镇,看到一份山西省牺盟总会发给晋东南牺盟总会(驻扎在石拐镇)的一份通报。上边登载了一条简短的消息:偏关抗日县长梁雷在1938年3月反扫荡中壮烈牺牲。晴天霹雳,我被惊呆了,像个木头人。

  夜幕降临,我躺在床上,往事一幕幕在脑海中闪过,热泪不断地涌流。我实在无法入睡,索性从床上爬起来,点燃棉籽油灯,在昏暗的灯光下,一口气写了一首长诗,倾吐我的心声。我惋惜,我悲痛,我思念。写完心情稍微平静一点,又看了一遍,烧了,作为献给烈士的祭文。

  梁雷老师的一生是短暂的,他只活了二十七岁。

  梁雷老师的一生是平凡的,但平凡中又闪现出耀眼的光芒。

  他年复一年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不辞辛劳,夜以继日,洒尽了汗水和心血。培养出一批批爱国青年,活跃在抗日救亡的不同战线上。有些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还成为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的栋梁之材,新华社社长穆青同志就是他们之中的优秀代表。

  他活跃在雁门关外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宣传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开展游击战争与日寇进行着艰苦卓绝顽强不屈的斗争。不幸在反扫荡中壮烈牺牲。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献出了自己最宝贵的生命。

  今年,是梁雷烈士牺牲75周年,在这个难忘的岁月,回顾往事,表达我对烈士深深的敬爱和不尽的思念!

  邓州人民的英雄儿子梁雷烈士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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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老干部局
(责任编辑:任巍(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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