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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周恩来总理

杨蕴玉

  第一次见到周副主席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抗日。

  那一年,我18岁,4月刚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太原市的一个区分会当工作员。薄一波同志是山西省牺盟会的负责人。“八一宣言”发表后不久,周恩来同志来到太原,薄一波同志邀请他给在太原的牺盟会干部作报告。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高级领导干部,当时大家都称呼他周副主席。我这个刚入党不久的青年,能直接听到周副主席的报告,是一件多么难得的事情!接到通知,我非常激动,急忙来到报告大厅。

  报告大厅原是太原国民师范的礼堂,阎锡山利用国民师范旧址,开办了军政训练班。这是一个古式建筑,厅堂外,高大的柱子支撑着宽宽的檐廊;宽敞的厅堂里,西头是主席台。我进去的时候,半个大厅已经站满了人,周副主席和薄一波已经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台下面没有桌椅,我们几百个人全站着,几乎人挨着人,后来屋外檐廊下也挤满了人。大家都期待着周副主席的报告。

  薄一波简短介绍之后,周副主席站了起来,走到主席台前。我当时眼前一亮——我完全没有想到,周副主席穿着非常普通的布衣服,却又干净又整齐;他是那样文质彬彬,神采奕奕,端庄大方,气宇轩昂。全场顿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周副主席开始讲话了。没有麦克风,他站在主席台上,直接向大厅内外几百人大声地宣讲。他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我们的任务。几十年过去,周副主席讲话的具体内容我已经记不大清了,但我却清清楚楚地记得,他没有拿着讲稿,也没拿提纲,却满嘴学问,出口成章,逻辑性极强。我当时就觉得,要是把他的讲话直接记录下来,不用修改,就是一篇极其生动的精彩文章。记得当时全场鸦雀无声,只有周副主席洪亮的声音在礼堂内外回荡,精彩之处,不时被雷鸣般的掌声打断。说雷鸣般的掌声,一点儿也不夸张,我们都听得热血沸腾,拼命鼓掌。每到这时,他都会静静地抬一下手,让掌声平息下来,再接着讲。

  报告结束了。来的时候,人们争先恐后;要退场了,大家却都依依不舍。我随着人群,慢慢往门口走去,边走边回头看着周副主席。他在台上一直目送着我们,直到满场的人快走光了,他才走下主席台。

  第一次见到周副主席这件事,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光彩照人的形象,生动有力的语言,缜密的逻辑思维,讲道理时强大的说服力,所有的一切都让我折服,让我无限敬仰。

  我童年父母双亡,十七岁时为了追求解放、追求正义和真理,与封建家庭决裂,离家出走,几经周折流落到太原,在苦难中找到了党。我把党组织当成我终生的归宿,当成我最亲爱的家。现在,我亲眼看到了我们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样的风范,进一步感受到党的伟大和正确,更觉得身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真是无比幸福,无比光荣,无比自豪!

  当然,我当时完全不可能想到的是,解放后的十几年里,因为工作关系,我竟然能够和我心中永远敬爱的周恩来同志,有过多次间接的和直接的接触。这些宝贵的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总理逐句圈点批复件

  1957年我担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分管外事工作。那一年,我38岁。

  工作中,有些重要的问题要请示中央联络部。

  一次,我们把一份有关外事的请示报告送到中联部。因为内容特别重要,中联部转呈周恩来总理。那时,同志们都习惯地称呼他“总理”。

  请示件批复后,转回给我们。

  翻开总理的批复件,我顿时非常感动,因为总理在我们的请示报告上,逐句都用毛笔作了圈点。

  我没有想到,一个掌管着国家全局的总理,日理万机,还能对我们的一份请示报告如此认真细致!我逐字逐句地读着总理批阅的回文,感受着总理严谨的工作作风。

  看到批复件的最后边,我突然觉得特别不安,因为总理在请示报告的落款处,加上了年、月、日!这本应该是我做的事情!我为什么这么粗枝大叶,居然在由我签发的请示件上,没有写明日期?!一想到总理每天要处理多少国家大事,要处理多少份文件,却细心到把我们这份文件的日期添加上;想到我们的一份请示报告,给总理增添了麻烦,我真是觉得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从此以后,对待每一份文件,我都会怀着对总理非常感激的心情,细心注意行文的规范,力争做到仔细,再仔细。

  总理对我代表团参加科伦坡亚非妇女会议的指示

  1958年2月,亚非妇女会议在锡兰(现名“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会议发起国是印度,印度妇女组织的主席由他们的外交部长梅农夫人兼任。

  我全国妇联接到邀请,出于加强亚非妇女了解与团结的愿望,经请示后应邀。但到会期临近时,发现了一个大问题:会议的报告人中,有一位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代表。此前,我们只见到各项报告的题目,没见过报告人的名字。

  1958年,联合国还没有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这一席位被蒋介石集团的代表强占着,因此,我国当时的方针是不参加与联合国有关的任何活动。

  怎么办?按既定方针去参加会议吧,有联合国问题; 不去参加吧,我们已经接受了邀请,而且这位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的代表又是巴基斯坦人。巴基斯坦是我们多年的友好国家,不能因为这件事,影响我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

  情况错综复杂,难题摆在面前,我们想不出解决办法,只好写报告请示中联部。中联部对这样重要的问题没有批复,而是转呈周总理。

  总理亲自过问了这件事,他和陈毅副总理接见了我们代表团的同志。当时,代表团团长是全国妇联副主席、司法部长史良,我是秘书长。

  总理首先指出,你们应该摸清情况后再应邀,我诚恳地接受了总理的批评。接着他作了几点指示:一、亚非妇女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对增进我国妇女与亚非各国妇女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是一个好机会。我们既然已经应邀了,还是应该去参加;二、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代表作报告时,我代表团退席。这个原则一定要坚持。

  为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总理提出了具体办法:代表团团长史良大姐要在会前拜访梅农夫人,把我们采取这一行动的缘由讲清楚,希望得到她的谅解与支持;还要拜访巴基斯坦朋友,说明因联合国剥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所以我们不能听取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代表的报告,但中、巴两国是友好的国家,希望我们的这一行动不至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

  总理考虑得非常周到,他接着说,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代表作报告时,中国妇女代表团退席,留下中国记者在会场,以便了解情况;万一有需要我代表团处理的问题,可以及时处理。为此,周总理指定调我驻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记者王殊和高梁同志随代表团活动。

  总理的这些指示,让我豁然开朗。这样做,既有利于增进亚非妇女的友谊,又坚持了我国在联合国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同时也维护了中巴两国之间的传统友谊,真是三全其美。看到我们如释重负的样子,陈毅副总理幽默地补充了一句:“中国妇女代表团的同志要落落大方,满面春风。”

  我们按照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指示开展了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周恩来总理几句话,就理顺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他处理复杂国际事务的高超智慧和娴熟技术,令我感佩至深。难怪朱德总司令说:“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倒恩来。”

  北戴河我为总理拍照

  1957年第三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后组成的全国妇联书记处的书记们,年龄大约都在40岁上下。我记得这次会前,邓颖超大姐找我去中南海,利用晚饭后在中南海海边散步的时间和我谈话。她说她和蔡畅大姐年纪都大了,今后要演“老夫人”,让我们这些年轻人唱“红娘”。从此,就组成了新的书记处。我们这些新书记,可以说都是“拼命三郎”,因为那时编制小,杂事多,每个人工作量都很大,确实也很劳累。

  蔡畅、邓颖超二位大姐,都很关心干部。1960年盛夏,两位大姐让我们书记处的同志到北戴河去休息一周。我们搭乘朱德总司令的专车到了北戴河。

  每天早上起来,我总是背上照相机,去海边遛遛,拾点儿贝壳、海螺,看到什么有趣的景致就照下来。

  有一天早上,我正在海边溜达,只见周恩来总理和蔡畅、邓颖超、杨之华(瞿秋白烈士的夫人)三位大姐,四个人一横排,肩并肩的,一边说笑,一边散步,从远处向我这边走来。我当时想,三位大姐聚到一起已属难得,更何况总理也在,这个场景可实在是太难得太宝贵了,我一定要把它拍下来。

  我赶紧把镜头对准他们,用并不熟练的动作对着焦距,调着光圈。那时的相机比较麻烦,这一系列动作,我要忙上一阵儿。他们慢慢地往前走着,没等我调好,我们之间的距离又变了。我仗着年轻,赶紧举着相机倒退着往后跑,退到差不多的地方,又赶紧停下来,重新调焦距。就这样退着跑了两三次。三位大姐说说笑笑,谁也没有注意到我,细心的总理却发现了。只见他站了下来,对大姐们说了些什么。大姐们看见了我,也都停住了脚步,微笑着站好,让我拍照。我乘此机会赶快把镜头调好,终于按下了快门。

  回到北京,冲洗之后,感到这张底版还不错。要是当时总理不让大家停下来,我可拍不出这么好的照片。

  总理,如此叱咤风云的伟人,对一个普通干部想照一张相片,都如此敏感地观察仔细,照顾体贴。总理这个看上去很微小的举动,一直感动着我。

  周总理邀我跳舞

  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末,全国妇联召开过一次各省、市、自治区妇联干部的会议。阿曾(曾宪植)同志时任全国妇联的副秘书长兼书记处书记,负责这次会议的会务工作。星期六晚上,她组织了一次舞会,并特意去西花厅邀请周总理参加。

  很多人都知道,周总理的交谊舞跳得很好,规范、端庄、自如、潇洒。总理在百忙中应邀参加了,我们大家都特别高兴。

  舞会上,我正帮着阿曾同志张罗着杂事,总理忽然发现了我。他走过来说:“大杨,我请你跳舞。”总理一向随着邓大姐叫我“大杨”,这样称呼,我很放松,从不感到拘谨。现在,总理邀我跳舞,让我一下想起和毛主席跳舞时的窘态。

  记得1948年在西柏坡,党中央召开妇女工作会议,我作为华北局妇委副书记参加了这次会议。那一年,我29岁。

  星期六晚上有个舞会。我不会跳舞,但为了能近距离地看到毛泽东主席,早早就到舞场边坐下。舞会开始后,时任中央妇委委员的杨之华大姐走到我跟前,说:“大杨,毛主席叫你。”我很奇怪,“大杨”是太行根据地的同志对我的称呼,杨大姐怎么会知道;我更感到奇怪的是,毛主席根本不认识我,怎么会叫我。可是,这样的机会太难得了,我可以面对面的看到毛主席,说不定还可以跟主席握手呢!我兴冲冲的紧跟着杨大姐,向毛主席座位走去。

  到毛主席座位前,突然听杨大姐说:“毛主席,这位同志来请你跳舞。”我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是杨大姐煞费苦心,硬是要创造个机会,让我跟毛主席跳舞。我很兴奋,有多少人能有这么大的福气!

  只见毛主席慢慢的站起来,对我点了下头,便向舞场走去。我跟在毛主席的后边,心里又激动,又胆怯。因为一上场,毛主席就会发现我不会跳舞。

  音乐响起来,主席大概看出我很紧张,他一边随着音乐慢慢踱着步子,一边和蔼地对我说:“跳舞,就是跟着音乐走路”。毛主席的舞步沉稳、均匀,又比较慢;尽管如此,我还是找不到感觉,配合不上他的脚步。主席边踱着步子边问我的情况,我回答着主席的发问,脚底下更是乱了套。时不时的,不是碰了主席的腿,就是碰了他的脚。我很不好意思,恨自己太笨。真该死,为什么老碰毛主席呢!

  这辈子难得有一次和毛主席跳舞的机会,每每回忆起来,心里总是美滋滋的,一种敬仰、幸福的感情油然而生;可是一想到当时舞场上的样子,我又非常不好意思,在毛主席面前出了这么大的洋相,我真是特别不安。

  所以,这件事之后,偶尔再遇到舞会,我也只是在边上坐一会儿,从不上场。

  总理邀我跳舞,我实在是怕再出丑,就脱口一句:“总理,我不会跳舞。”总理微微笑着,点了点头。

  没有和总理跳舞,没有在总理面前出丑,我心里很踏实,也没再多想什么。

  过了很久,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想起了这件事,突然后悔万分!那么多同志抢着请总理跳舞,有的还得不到机会;总理来邀请你,你却拒绝了!你真是不谙事理,不识抬举,辜负了总理的一片美意。

  越想,越觉得对不起总理。我真希望有个机会,能亲自向总理道歉。我不求原谅,只求责备。但我知道,总理是决不会因为这种事去责备人的,我只能歉疚终生了!

  简朴温暖的西花厅

  自1957年第三次全国妇代会后,我一直在全国妇联主管日常的外事工作。蔡、邓两位大姐的分工,是蔡畅主席主管国内工作,邓颖超副主席主管外事工作。因此,我有机会根据邓大姐指示,到西花厅向她汇报请示工作,也因此,有不少机会见到总理。

  自建国以来,中南海西花厅一直是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穿过长着海棠树的大院子,登上台阶,就进到西花厅最里边那个坐北朝南的厅堂。这座过去的皇家建筑,高大宽敞,可是里面却实在是没有什么摆设。

  一进门右手窗台下面,有一张小方桌和四把椅子,是总理他们的餐桌,我也曾在那里吃过饭。进门的左手靠窗处,放着一张乒乓球案子,总理有时在这里活动一下,休息一会儿。正对门,屋子的靠北墙前边放着大概五六个单人沙发,沙发很旧,很小,只有靠背,没有扶手。沙发后边摆着放报纸的架子,还有一盏落地灯,沙发前面有一个较大的空间。每次我都是坐在沙发上,向邓颖超大姐汇报请示工作。

  有一次,我照例坐在沙发上,声音很轻地向邓大姐汇报工作。时间长了,大姐说休息一会儿吧。只见她起身往东,走过那个小方餐桌,在房间的最东头站下,轻轻推开一个门,说:“恩来,出来活动活动吧,批改文件,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从来没有注意到那里有个门,更不知道周总理就在里面办公。

  总理把手头的文件处理好,走出房门一抬头看见我,笑着说:“哟,大杨在这儿。”我说:“总理好。”总理又说:“跟我打打乒乓球,活动活动吧。”我说:“我打不好……”他说:“没关系,不就是玩儿吗。”

  站到案子边,我请总理先发球。总理的卫士长在旁边给他当参谋,我也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就和总理打起了球。该我发球了,我不好意思地说:“总理,我不会发球,我这球不合发球规矩,也可以说是不讲理的球……”总理笑了,说:“没关系,我可以学学,适应适应你这球。”我只好按我的笨办法,把乒乓球往案子上一敲,就用球拍打过去,这球没规矩,而且不太好接。一般情况下,总理总能把球回过来,但有时也回不过来。总理很能容人,他一句也没说过我发的球不对路,总是很随和地和我对打着。玩了一会球,总理又回到办公室安安静静地办公,我继续向邓大姐轻声汇报请示工作。

  邓大姐那时身体不太好,有时候会到紧挨着总理办公室北边的另一间屋里休息一小会儿,我这才知道,那里是他们的卧室。原来,这个摆设简朴的西花厅,不但是总理的会客厅、餐厅、活动室,还是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过去我确实没有想到。

  记得在西花厅,我和总理一起吃过一顿饭。那次,谈话快到中午了,邓大姐说:“大杨,你今天就在我这儿吃饭吧,回去食堂也关门了。”吃饭的时候,总理和邓大姐在小方桌两头对坐着,我坐在邓大姐的右手边一侧。小方桌上摆着四菜一汤,有荤有素;说是四个菜,盘子却很小,按我的饭量,要是放开吃,一个人差不多就能全吃完。但和总理、邓大姐同桌吃饭,我还是有些拘谨;再加上看见菜不多,我不太敢吃,只一点点儿地夹着菜。总理看出我的拘谨,笑着说:“大杨,你年轻,多吃点儿,别跟我们比。”我也笑了笑,当然不可能放开,该怎么吃还是怎么吃。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和总理、邓大姐一起吃饭,我已经感到非常温暖。

  我原以为,我在那里吃饭,应该是作为客饭报销;后来才知道,凡有客人在他们那儿吃饭,都是从他们自己的工资中开支,从来也没报销过客饭。

  西花厅,多年来一直没有变化。那质朴的旧沙发,那不起眼的小餐桌,那张乒乓球案子,那间总是安安静静的总理办公室和卧室,留给了我永远的温暖。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周恩来同志1922—1924年间勤工俭学时期在巴黎的住所。20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会议。这期间,我参观过总理的那间住所。小旅店坐落在高德富华(Godefroy)街,其中周恩来同志的住所是个大约十平米的房间,屋里除了一张床和一个洗脸池,其他什么都没有。我当时曾感慨总理年轻时生活的艰难和俭朴,现在想来,其实,俭朴是总理一生的本色。无论是勤工俭学的留学生,还是统管全局的大国总理,他的生活都与奢华没有任何关系。身居斗室是如此,住在宽敞的西花厅也是如此。总理的伟大人格,处处体现。一生俭朴,不也是他的人格魅力所在吗?

  难忘的罗马尼亚之行

  1966年6月,我作为中国“和大(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代表团的一员,参加了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

  会议期间,接到全国妇联电示,叫我会后不要回国,转道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去参加罗马尼亚全国民主妇联举行的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我全国妇联向大会致祝词并参观访问。电示中说“活动方针及讲话稿已发我驻罗大使馆”。

  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会议一结束,我马上飞往布加勒斯特,到我驻罗大使馆看国内来电。

  看完准备向罗马尼亚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宣读的贺词后,我发愁了,短短不到两千字的贺词中,就有两三处提到“反对美帝国主义”。

  我明白全国妇联的意思,我们是一贯高举反对美帝国主义大旗的,即使到罗马尼亚也不能例外;但我又深知,罗马尼亚从来不提反对美帝国主义,如果执行国内指示,就会强加于人,引起罗马尼亚同志的不满,甚至影响两国关系。可是,我没有权力修改国内拟定的讲话稿,这样做,违反外事纪律。

  两难之中,我没有办法,只好找驻罗大使曾涌泉同志,请他帮我解决这个难题。我当时在国外已经很多天,完全不知道从6月1日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在全国展开,当然就无法理解贺词中为何如此强调反对美帝国主义。我仍然按照我的想法,向曾涌泉大使提出,国内发来的贺词不能在罗妇代会上宣读,因为我是来向人家祝贺的,是为增进了解、友谊和团结而来的,不是来吵架的。曾大使同意我的意见,但他说:“大使没有权力修改国内的指示。”

  后天就要开会了,会议第一天就安排了各国来宾致贺词,我心急如焚,说:“请示国内已经来不及了!”曾大使想了想,说:“很巧,总理现在正好在罗马尼亚访问,你可以请示总理。”我一听,喜出望外,总理在这里,我就有救了!大使又说:“不过,总理很忙,我问问总理,可否在他吃早餐的时候见你。”

  第二天,周总理吃早饭时接见了我。我把事情的原委汇报了一遍,总理马上说:“重新起草贺词。”他想了想,接着又说:“大杨你全天都有活动,没时间写稿,请使馆文化参赞代拟讲稿,写好后送赵毅敏同志(时任中联部副部长,总理访罗随行人员)看过即可。”这样一来,我遇到的无法解决的难题,一下子就解决了,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想到总理不但解决了大难题,而且连我没时间写稿的情况都顾及到了,多么周到细致、体贴入微,我非常感动。

  第二天我到大使馆拿讲话稿,碰到曾涌泉大使和夫人刚从总理住的贵宾馆回来。我见大使夫人手里拿着一件白衬衣,就问她:“你为什么拿着一件衣服?”大使夫人说:“总理的衬衣袖子破了,让我赶快帮他洗干净,补好,熨平了,他还要穿。”

  我知道总理一向俭朴,在没有对外活动的时候从来都穿着旧的便服、布鞋。可是,总理现在是国事访问。他在对外场合,总是一套中山装,一双黑皮鞋擦得很亮,衣冠楚楚,整洁、庄重、大方。难道他里面衬衣的袖子破了,还要补好再穿吗?我没想到总理节俭到这个程度。他是没钱买衣服吗?当然不是,他一直用自己的收入,养育着不少烈士子女。这不是钱不钱的事。节俭,是伟大共产主义者的本色。总理的伟大人格,在这些几十年如一日的微小之处,也同样显现着。这些细节,更增加了我对总理的热爱和敬仰。

  难忘的罗马尼亚之行,让我最后一次面对面地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教诲,最后一次直接感受到他对我这样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周到细致的关心,也是最后一次亲眼见到他的俭朴。

  后来的整整十年,全国都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中。尽管在1966年秋总理接见日本妇女代表团的时候由我作陪,但已经没有了和总理说话的机会。1967年初我也被“打倒”了,从此再也没见到过总理。我只能从广播里、报纸上知道总理的情况。每次看到照片上总理日见消瘦的样子,以及他在病中仍然坚持工作的消息,我心里都难受极了。

  洒泪送别周总理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病逝。我当时刚恢复工作,调到刚刚恢复的教育部任外事局负责人。听说总理遗体安放在北京医院太平间,大家可以去看望,我急奔北京医院。

  太平间里,总理静静地躺着,面色苍白,非常消瘦。尽管知道总理久病,却完全没有想到总理已经瘦成了这个样子!我顾不得旁边有没有别人,禁不住放声大哭!总理,你去世了,那个一直是气宇轩昂、光彩照人的总理,没有了!那个一直为祖国的内政外交呕心沥血的总理,没有了!那个一直指导关心着我们干部,对干部体贴入微的总理,没有了!那个我一直无限敬爱的总理,没有了!邓小平同志以“抓生产,压革命”、刮“右倾翻案风”的罪名再次被打倒,总理,你这时候走了,党和国家失去了赖以支撑的栋梁,人民失去了最信赖的好当家!

  对着总理的遗体,我恭恭敬敬地三鞠躬,脑海里一直浮现着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几天后,总理的遗体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灵车自东向西在十里长安街上缓缓而行,马路两边,在刺骨的寒风里,站满了一层一层给总理送行的人群,严肃、安静,有低微的抽泣声。我从教育部一个人跑出来,站在人群中,默默地流着泪,目送着总理的灵车缓缓西行,直到看不见灵车的影子……

  大约一周之后,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总理遗体告别仪式,我作为机关干部,去参加了。去的人很多,礼堂外边有大批干部群众,一批一批地进礼堂,向总理遗体鞠躬告别。当仪式结束,总理遗体被移放到一辆车上推往火化室时,邓颖超大姐站在车子旁,轻轻地吻了一下总理的额头,放声大哭,我的热泪也夺眶而出,但不敢出声,只得低声抽泣……

  漫长的三十多年过去了,总理的谆谆教导和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他伟大的人格魅力,海洋般宽广的胸怀,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永远留在我的心里并激励着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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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老干部局
(责任编辑:任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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