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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命运总是跟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记教育部语用司推普处原处长、退休干部袁钟瑞

  前记:常听同事们说起推普处(即普通话推广处)有位退休的老处长袁钟瑞老师,说袁老师说话极其风趣,关于人生哲理、生活常识、工作经验的段子张口就来,可惜一直缘悭一面。2012年,因工作关系和袁老师有了一段时间的密切接触。袁老师嘴里的故事多,风趣幽默,让人如沐春风,在故事中体会人生哲理;袁老师身上的故事更多,从事过10种职业、干过20个岗位、推普工作差不多干了20年,他的乐观、认真和对语言文字工作、对推广普通话的满腔热爱更是让我敬佩不已。正因如此,在机关团委发起这样一个活动时,我第一个就想到了袁老师。为了让大家有更强的代入感,我们用了第一人称来讲述袁老师的故事,在他的故事中感受“个人的命运总是跟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新中国诞生时我只有两岁多,因此我的成长也是跟共和国的历史同步的。我的切身体会是“个人的命运总是跟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我小的时候很爱读书,梦想长大后考北京大学,当个科学家。可是家里很穷,1963年我初中毕业后就难以为继了。学校觉得我如果辍学很可惜,决定为我提供每月8元人民助学金。这8元是当时一个人的一个月伙食费啊!就这样,人民助学金帮助我完成了高中学业。我对党和国家心存感激,学习努力,3年高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高中毕业的时刻正是1966年5月底,“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我的“北大梦”也随之破灭。1968年夏天,我到了科尔沁草原深处的贫困乡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那里,我懂得了“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明白了什么是生活,什么是磨炼,什么是情义,什么是奉献。同时,知识青年给农村和牧区带去了新的文化知识和新的卫生习惯,更带去了新的思想观念。当时,很多知青当了民办教师,改变了当地很多青少年的一生命运。我教过的学生不止一人对我说:“是你们知青给我们打开了看全国看世界的窗户。如果没有你们到草原来,草原会比大城市落后20年。”

  我在农村当民办教师时,深感自己的学问不够用,仍然在脑海深处梦想着大学课堂。但是,由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梗,像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知青无缘招工、招干,自然更无缘被“推荐”上大学。尽管如此,我在农村的11年里,得到了社队党组织和社员群众的热情鼓励和高度信任,在农田、供销、粮食、教育和公社行政的各种工作中得到了锻炼,深深体验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给我的温暖,增强了生活的信心和自学的动力。遗憾的是,虽然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却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是没有机会报考大学。

  1979年底,我回到北京。从待业青年做起,我干过果园、房管所、食堂、人口普查等多种工作。1981年,在单位党支部的支持下,我以全市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进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从1982年起,我又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经过刻苦努力,用一年半的时间成为全国首批自考专科毕业生。1985年春,我成为全国首批自考本科毕业生,在全国政协礼堂从胡乔木同志手中接过毕业证书,一时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上了央视的《新闻联播》。转年春天,我又作为全国首批自考学士学位获得者,在人民大会堂从习仲勋同志手中接过学位证书。当习仲勋同志看到我的证书上写着“年龄38岁”时,对我说:“你这么大岁数还这样努力呀?”我回答说:“比您年轻,比您年轻!”那天晚上,我再次上了《新闻联播》。

  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带来的直接成果是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特别是数以亿万计的家庭出身不好的、父母有“历史问题”的、有海外关系的青年人,从此头上祛除了无形的“紧箍”,释放出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四化”建设中,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与我一起参加自学考试的同学里,一位叫李春满的,本是京西矿区的挖煤工,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自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来成为财政部驻澳门特派员;而曾与他一起挖煤的矿工陈建功则成为著名作家,后来担任了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我被调到北京市宣武区教育局,入了党,提了干。后来又进入国家语委,实现了我上高中时就有的夙愿,成为专业的语言文字工作者。

  在推广普通话工作中,我能广泛接触各行各业和基层群众,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我自觉地按照国家的战略部署,把推广普通话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结合在一起,与现代科技发展结合在一起,与素质教育结合在一起,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在一起,提出“普通话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构建和谐的社会语言生活”“学校推普三纳入一渗透”等理论思考,提出“工作格局、基本措施、基本步骤、宣传提纲、宣传口号”等工作建议,设计“目标管理、量化评估”“示范校”等评估指标体系,起草了16年间教育部和国家语委几乎所有推广普通话的文件资料,为国家语言规划事业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成长为语言文字工作的专家。退休以来8年来,我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市语委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语言文字测试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继续为语言文字工作贡献力量。

  我曾两次代表北京市的百万自考生作大会发言,题目是《个人的命运总是跟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当着祖国和平安定时,个人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也是平稳顺利的;而当着国家遭遇坎坷和动乱时,任何个人都不可能躲进世外桃源。如果没有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没有改革开放,我可能还在顺着垄沟刨食,李春满和陈建功也还可能在煤窑里挖煤,我们的国家也不可能有今天的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国际地位,人民群众更不会享受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我刚刚从草原回到北京时,已经33岁。当时有人对我说:“三十三,大转弯。”这自然是对我的劝慰和勉励。今天回忆起来,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转弯”,我个人的大转弯是无从谈起的,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大转弯也是无从谈起的。

  因此,我们都要热爱祖国,珍惜今天,继续努力学习和工作。我们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和脚踏实地的领导下,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一定会实现,人民的明天会更加美好,祖国的前程会无比辉煌。(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张艳协助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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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老干部局
(责任编辑:王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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