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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红军东征

马兆祥

目前教育部机关唯一健在的老红军,88岁的马兆祥同志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一仗,歼灭了尾随的敌军马鸿宾部和白凤翔部共四个骑兵团。11月初,红一方面军同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进行了直罗镇战役。红一方面军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中央红军长征时,我在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少年先锋连任指导员。二师走在大部队的最后面,担负着掩护中央机关,阻击敌人的任务。遵义会议时,我连担任警卫任务。以后,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抢渡金沙江和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历尽艰辛,到达陕北。吴起镇战斗,少年先锋连参加追击敌人,追击中我的左臂中弹负伤。直罗镇战役时,我带领全连战士与大部队一起作战。在围歼残敌时,我的大腿中弹,在野战医院住了约二十天左右。回团后,上级派我到瓦窑堡参加中央党校和红军大学第一期学员班学习。

  1935年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明确提出:“不论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武装队伍、任何社会团体、任何个人类别,只要他们愿意抗日反蒋,我们不但愿意同他们订立抗日反蒋协定,而且愿意更进一步地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

  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仍对外坚持卖国政策,对内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发动几百万军队,向我工农红军和红色根据地大举疯狂进攻。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陕北红军会师以后,虽然打了几次胜仗,但仍处在敌人的包围和经济封锁之中。

  1935年12月中旬,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明确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1936年2月党中央发布了《东征宣言》,宣布“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同时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总指挥部,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下属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新编的红二十八军、二十九军、三十军,共约两万五千余人。

  我在中央党校和红军大学学习了3个月后,上级领导安排我到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总部干训部去集训,准备参加东征。

  1936年2月初,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总部率领部队从瓦窑堡出师东征,经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到达了延长县城。我们干部队在瓦窑堡集训时,上级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山羊皮大衣,毛在里,皮在外,无衬里,无布面,其他部队的同志叫我们干部队是“皮袄队”,干部队的同志们自己也风趣地说:“羊皮袄,白天穿,晚上盖,行军作战不受铺盖害。”

  两三天后,抗日先锋军总部机关及所属部队静悄悄地到达了清涧县的袁字沟、高杰村一带的沟口、河口沿岸时,天已下了一天大雪,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

  在部队到达前,黄河以西沿岸各县的苏维埃政府就已动员群众修造船只,训练船夫、艄公,做了不少准备工作。近半个月来,我军的先头侦察人员也找到了可靠的船工、牧羊人分别带各军、师、团首长,化装成老百姓,到黄河边进行查看,并用望远镜把黄河东岸的道路、军事施情况、人员的行走情况,搞得清清楚楚。

  来到清涧后,根据总指挥部的指令,率领红一军团的林彪、聂荣臻,立即命令红二师五团团长张振山同志负责组织渡河突击队,突击队队长由曾国华同志担任,突击队由24名身强力壮、富有战斗经验的战士组成。每条船配有4名船夫,突然队员每人均配给最好的驳壳式手枪或捷克式快慢步枪,三颗手榴弹,每条船上还配有两挺轻机枪,并带有足够的子弹。

  抢渡黄河的作战计划一切就绪,但纷纷大雪下个不停,我军的抢渡时间只好推迟。第二天清晨,雪终于停了。部队立即决定当夜抢渡黄河。傍晚时,我师团首长备了最好的饭菜和酒,为突击队员和船夫饯行。晚9时整,突击队在曾国华同志的率领下,在河口下面的华石畔乘黑夜上了船。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为右翼,也于当晚9时组织了突击队,在河口附近的王字河下水。

  渡河的命令下达后,我们干部队的全体人员在队长朱子修、副队长高锦春的带领下,同全军战士一样,排着整齐的队匠在河边不远的地方列队准备上船渡河。那天夜里,没有月光,伸手不见五指,突击队的船经过约40分钟的急速行进,当船将要靠近岸边冰雪时,对岸突然发出一阵猛烈的枪声。我军被敌人发现了,双方立即展开激烈的枪战。突击队员立即跳到水中,向岸上冲去,后面的船只也立即加快了划速,突击队员在前冲上岸,后续部队也很快上了岸,迅速歼灭了敌渡口的一个排,并夺取敌人三座堡垒。拂晓时,各路部队也都全部上了岸。敌人在我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中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我军迅速追击逃敌,把闫锡山号称“固若金汤”的黄河防线一举突破。这一仗,我军不仅抢渡了黄河,而且还占领了山西的中阳、孝义、石楼、永和、离石等地区。

  战斗结束后,就地休整两天。300多名干部队的学员开始分配工作,我仍回红二师五团少年先锋连任指导员,全连同志给我开了欢迎会。晚饭后,就接到团里紧急集合准备打仗的命令,指令我团次日拂晓四时半,全部到达观上村西南山上集合,听师首长分配任务。

  第二天凌晨,我们按指令到达后,师长刘亚楼、政委肖华给我们团长、政委和8个连的连长、指导导员开了个会。刘师长讲到:闫锡山的“满地飞”旅部和一个团,还有一个炮兵连,驻扎在观上村的庙里。总部命令我师将其全歼。

  师部的作战决策是:五团正面主攻,二、三团在左、右两侧相互配合打敌援兵。早6时,我军分头出击,到晚上8时,敌人基本被歼,经清查,歼敌1200余人,缴获步枪800余支,轻重机枪100余架,山炮6门,骡、马、骆驼30余匹。

  这一仗刚结束不久,侦察员来汇报,兑久峪有敌人4个团正在修筑工事,准备死守。总部决定,我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圃联合作战歼灭敌人。

  兑久峪战斗进行了3天3夜,歼敌3个团约3000多人,我军的伤亡也很大,约有1000人左右。在战斗中,肖华同志臂膀受了伤,仍坚持指挥战斗。我也两次负伤,一次是敌人的一颗子弹从我额前穿过,将帽子打飞了,右眉上方被子弹擦伤。另一次是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左小腿,战士们轮流用担架抬着我行军六、七天。

  这次战斗后,闫锡山将部队撤回汾阳、孝义、介休等县城,进行死守,并调来增援部队,加筑了工事,准备与我军决战。毛主席决定停止攻击,将我军撤下来进行休整。

  部队撤下来休整时,总部召开了先锋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团领导参加完会议回来后,向连级干部传达了会议精神:分兵三路,以红一军团为右路军,直接向晋南挺进;以红十五军团为左路军,直接向晋东北挺进;总部机关和警卫团为中路军,坚持在晋中、西一带斗争,照顾整个东征战局。

  红军在东征前,反动派诬蔑红军“杀人如割草”、“共产党共产又共妻”。由于国民党和地方反动政府的宣传,老百姓非常害怕红军,但红军渡过黄河后,处处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每到一处,就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抗日救国的主张,揭露蒋介石、闫锡山不抗日,专打红军的事实。红军以实际行动粉碎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

  我军在攻克乡宁县城时,歼灭了敌军一个正规营和反动民团等,共歼敌千余人,缴获各种枪支弹药和大批物资。师部在总结工作时,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张利斌同志向师领导反映我在此次战役中作战勇敢,向群众作宣传工作积极,还扩招了20多个兵,抓了一个大土豪,搞了八百块大洋。在机关干部大会上,刘亚楼师长和肖华政委表扬了我,并奖给我一支勃朗宁小手枪和两块大洋。肖华政委还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大家说:“你们叫马兆祥同志‘土包子’,但他比你们能干,他打仗勇敢,有文化,打完仗还能写总结报告,你们行吗?今后谁也不许再叫小马‘土包子’了,谁要是再叫,就处分谁!”此后,我被调到师政治部任干事。

  我军突然东渡黄河,迫使原先已进入陕北吴堡、义合镇地区“围剿”红军的闫锡山部队4个旅东渡回援,陕北地区的形势随之好转。

  闫锡山在我左右两路大军迅猛的进攻下,除了自己组织兵力进行顽抗外,还向蒋介石连续发电求援。蒋介石为了阻拦红军东进抗日和援救山西军阀闫锡山,于3月下旬至4月中旬,先后抽调10个师的兵力进入山西,蒋介石和闫锡山合谋,企图使我东征部队腹背受敌,将我军消灭于晋西隰县、石楼、永和等地区。

  在此情况下,红军主力以南北两线向中路军靠拢,准备集中兵力歼击敌人。后来,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全面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为了避免大规模的伤亡和内战,造成中国国防力量的消耗,当机立断,率红军回师河西,撤回陕北。

  红军历时75天的东征,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军事上,给闫锡山的晋绥军以沉重的打击,迫使“进剿”的晋绥军撤回山西,恢复和巩固了陕北苏区。有8千多青壮年参加了红军,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并筹款8千余万元,缓解了红军抗日经费缺乏的困难。在政治上,红军以实际行动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推动了西北乃至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在山西30多个县播下了抗日的种子,发展了抗日和革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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